受高等教育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研究

      一、引言

      高等教育通过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来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1]物质资本的积累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撑只具有外延性作用，而教育带来的劳动力素质结构提升和技术进步则具有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作用愈来愈显著。OECD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并重视“科技人力资源”的作用。[2]Porter提出国家竞争优势发展阶段由初级要素驱动和规模经济驱动向创新驱动提升过程中，能否输出足够规模和质量的受高等教育劳动力是关键因素之一。[3]对于受高等教育劳动力的作用机制，增长理论的思想由人力资本理论逐步演进到创新部门和规模经济效应。[4]

      本文通过构建2001-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展开定量研究。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受高等教育劳动力积累会带来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源结构水平，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地区受高等教育劳动力资源的总体提升和集聚，又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发展“红利”，带动地区的整体发展。本文通过定量研究验证受高等教育劳动力在省区内和全国层面上的积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及其所显示的地区差异。

      二、数据库描述

      (一)指标说明

      本文构建了2001-2007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库，指标体系参见表1。采用“大专及以上劳动力”指标衡量受高等教育劳动力整体水平，该指标也常常被用来衡量地区劳动力的水平。使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即被解释变量。根据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计量模型重点考察生产要素，包括受高等教育劳动力、普通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及程度。同时考察科研发展及区域社会发展等因素，包括科技投入和科研市场、城镇化率、非农化率等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

      

      2007年相对于2001年而言，我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实际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水平增长了1.08倍，资本存量平均水平增长了1.38倍；劳动力结构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增长速度比劳动力总体增长高一倍。同期，科技投入增幅也非常显著，其中名义科技支出增长2.56倍，科技领域的劳动力投入增幅高出一般劳动力增幅3～4倍。此外，城镇化和工业化率均增长了6个百分点以上，相对而言，服务化率平均水平则下降了2.6个百分点，科技市场发展较为缓慢(参见表2)。区域差异变动方面，省区间经济总产出差异增大，而资本总存量水平的省区差异仅略微上升；相对而言，劳动力要素的区域差异则略微下降，尤其是受高等教育劳动力资源拥有较低的省区，该类资源增长比较显著。科技人力资源的投入和市场的区域差异增幅最大，向先进地区集中的趋势表现非常显著。此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省区差距也明显缩小。

      

      

      (二)地区分组

      为了考察受高等教育劳动力及其对经济作用的不同维度区域差异，本文从两个视角对地区进行分组，即三大地带和四大板块，这是国内研究常采用的地区分组方式。三大地带即东部、中部和西部，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级行政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级行政区(由于西藏自治区在许多指标方面数据缺失，数据库未将其纳入)。四大板块是“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即东部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中部地区的黄河三角洲、皖江城市经济区，西北、东北地区的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以及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板块。本文将采用这两种区域分组分析受高等教育劳动力对区域竞争力作用的区域差异。

      三、最优基本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依据面板数据库，采用最优基本模型方法对上面所列相关变量进行分析，探索适合的基本分析模型。计量模型基于宏观经济生产方程y=A·S·g(k，h)展开。其中，y=rGDP/L表示劳均实际产出；k=K/L表示劳均资本存量；h=H/L表示高等教育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g(k，h)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此外A和S分别表示科技投入和社会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计量模型如下：

      

      主要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一方面是基于对生产方程的对数形式的分解，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估计参数具有“弹性”的经济含义，更易于解释。同时，由于反映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标均为比值，其绝对值变化已经反映出对应的社会经济内容的变动率，因此计量模型中不对其采用对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