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

      冯友兰曾经对近代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他是西洋底，而是因为他是近代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冯友兰：《三松堂全集》)近代以来西学的冲击来势汹汹，中国传统儒学应对乏术，统治了中国两千年的儒学信条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晚清的政治危机正是以儒学危机为核心而展开的。面临西学冲击，中国将走向何方？文化保守主义，是一部分人的选择，而张之洞正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

      在辜鸿铭，这位曾经在张之洞幕府供职二十余年的晚清怪杰看来，“周之末季自荀卿以后无儒者，今自张文襄以后亦无儒臣”(《辜鸿铭文集》)。“儒臣”正是张之洞毕生追求的人格理想。他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引下接触了西方文明，通过“中体西用”思想回答了学习西方与维护道统之间的关系，强调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有限地吸收西方文明，试图通过对传统儒家伦理价值的固守来维持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反映出一位末世“儒臣”对儒学正统的调适与坚守。作为晚清官僚中的学者，学者中的官僚，张之洞的从政与为官具有一种独到的儒家文化特色，他始终力图为自己的为政治民之道寻求一种学理上的解释。他自四岁发蒙，所师从者皆一时硕学鸿儒，十三岁成秀才，十五岁荣登解元，二十六岁题名探花，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一生在强调通经致用的基础上，笔耕不辍，留下数百万字的著作，除奏章、公牍等政书外，范围涉及经史、诗文、辞章、训诂、版本及目录学，梁启超更是在谈到他年轻时候读到张公的《书目答问》和《轩语》这两本书后，才“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张之洞虽然宦海浮沉四十年，其文儒清雅的书生本色却未曾消退，有记载说他“好读书，非至终卷，不忍释手，甚至于倦极入梦，犹手握一卷也”。他在为官期间也是勤政自律，自称“服官四十余年，乡里未造房舍、置田产”(《张之洞全集》)。

      张之洞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文化，大约是从他出任山西巡抚、由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开始的。经世人世的政治关怀和好仁尚礼的道德关怀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张之洞也是在经世思想的指引下开始接触西方文明。作为京师清流，他有言责而无职守，而作为封疆大吏，他必须执掌好一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务。在错综复杂的日常经营中，张之洞逐渐发现山西积重难返、弊病丛生的现实远非固守祖宗章法可以破解。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的接触，使得张之洞对“西艺”、“西技”有了初步的了解，思想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此时他认识到“西人之说”中“确有实用者亦不能不旁收博采，以济时需”。参与了中法战争，移节湖广之后，张之洞对西学的认识得以深化，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张之洞全集》)，并相信传统经世之学的欠缺，正是中国国力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对于这一转变，辜鸿铭分析道：“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在张之洞的话语体系里学习西方文明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存“名教”，但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已经成为张之洞的不二选择，他将“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对“西用”的选择范畴由器物层面扩大到不伤及专制政体根本的部分制度层面。

      甲午战争的惨败、洋务运动的破产，对于以泱泱大国自诩的中华民族而言，心理冲击的剧烈更胜于物质上的损失。此后维新思潮浸浸而起，越来越多的士人开始主张“尊新”和“尽变西法”，对西方文化的仰慕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传统士人对于儒家传统的妄自菲薄和自失信心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谓“中国与西人交通以来，中西学术，固交战矣；战争结果，西土学术胜，而中国学术败矣”(《新青年》)。张之洞敏锐地觉察出世风的巨变，试图充当中国思想界的文化制衡力量，一面抛出《劝学篇》系统阐述“中体西用”思想；一面在鄂省创立存古学堂以存国粹。他选择文化卫道的道路，认为此时对西方文化的迎拒，缺失了与民族文化衔接与传承的濡化过程，他企图建造的，是一种内外有别而又兼采中西的文化结构，其终极目标是通过外在形式的变通来保全传统文化的核心，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典型心理特征。

      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化运动的产生而最早在西方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的人的异化问题，所引发的回归传统道德的保守回应。如果说西方语境下的文化保守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自身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引发的一种对传统道德的保守回应的话，那么作为世界思潮的文化保守主义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扩张而发生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精神现象。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正是民族政治危机和传统儒家文化危机的直接产物，按照牟宗三的说法，“中国的保守主义正可视为针对‘现代化底危机’的反应”(《生命的学问》)，而中国近代以来围绕中西文化关系所展开的争论，实质上也是一个失去文化规范的民族为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重建文化秩序所做的努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具有文化保守倾向的知识分子大都会阐释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的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价值，由此来表明中国必定不亡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在于尽可能把我们与自身的历史断开，而是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中体西用”成为这一思潮的核心理念。作为“中体西用”思想的系统阐释者，张之洞也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兴起时期的一位标志性人物。

      但是，张之洞的文化卫道之路，却是曲折而艰难的。张之洞去世之后，《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张之洞之盖棺论》的文章，在对他的一生做出“先人而新，后人而旧”的评价之后，认为：“然以骑墙之见，贻误毕生，所谓新者不敢新，所谓旧者不敢旧，一生知遇虽隆，而卒至碌碌以殁，惜哉！”到了民国初年，清室遗臣在追问亡国原因之时，又将张之洞指为“祸首”，因为他在湖北“优容新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欧阳萼致袁世凯书》)。以“儒臣”自期的张之洞一生都在致力于维系儒学道统不失地努力，但是他对西方文化的大举引人又在事实上对传统中学构成了巨大的冲击，置身于中西新旧文化乱象的清末社会转型变局之中，在道义与功利、心与物、本与末、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上，张之洞经常处于一种不相协调的两难对立状态，他的文化卫道举措也每每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