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从作品销量的角度看，郭敬明毫无疑问是“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作家”。①他曾7次获得内地年度图书销售冠军。②在1999-2005年度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中，他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和《左手倒影，右手年华》三部作品分别名列第4、8和12位。③在2006-2010年的《开卷5年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Top30》中，郭敬明更是一人独揽了六个位置。其他中国作家中，只有李可凭借两本《杜拉拉升职记》上榜，姜戎、安妮宝贝、韩寒、张爱玲、余华、钱钟书等人仅有一本书上榜。④在郭敬明的“畅销神话”背后，是无数读者的支持和喜爱。从2004年开始，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学阅读调查都表明，郭敬明一直是最受中国青少年读者欢迎的作家。⑤当前，郭敬明的影响力已从都市扩展到乡村，他作为“时尚、前卫”的都市流行文化的代表，吸引了众多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农村青少年。⑥ 如果从公共舆论的角度看，郭敬明似乎又是当代中国最富有争议的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位文学作者像他那样，将作家、商人、企业家、富豪、娱乐明星和流行偶像的众多身份集于一身。一方面，郭敬明在从事各种促进文学繁荣的工作：出版文学书籍、主编文学刊物、举办文学大赛、挖掘培养文学新人。另一方面，他又总是在“玷污”文学的纯洁性、消解作家的文化权威：他对个人财富和奢侈品牌的孜孜渴求、他与娱乐圈和时尚圈的亲密接触、他博客上的半裸照片和微博上的百万粉丝大军，无不背离了公众关于文人/作家的集体想象。郭敬明不仅在“肆无忌惮”地重写作家身份所隐含的行为准则，还以公司的形式结集了一大批年轻作者，共同拓展文学在整个文化场中的疆界。 在媒体眼中，郭敬明是一位“文化商人”。在学者笔下，他被界定为“产业型作家”⑦或“次级核心作家”⑧。然而，这些简单化的标签都无助于我们理解其作家身份的暧昧及其文化影响力的来源。一方面，郭敬明的作家身份仍然和传统的政治—文化体制保持着一定联系。如2007年9月，当郭敬明等10名“80后”作家被批准为中国作协成员后，《课堂内外(高中版)》杂志刊登了一篇短文，标题是“郭敬明的作家身份‘转正’”。⑨“转正”这个被广泛运用于官场、职场和政党等权力机构的词语，又被用来形容文化场中作家身份的合法化。另一方面，郭敬明的作家身份的“可持续性”，又主要依赖于文学明星制度、当代推销性文化以及文学的产业化转型。其获取文化权威的方式和将文学才能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方式，都与以往的作家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差异。本文所要审视的就是郭敬明和他亲手打造的最世作者群在作家身份方面所体现出的矛盾和新变，以及作家身份所暗含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非制度性权力资本之间的互动。 一 “作”的神圣与卑微 在人类文明史上，作者/作家一向握有特殊的文化权柄。中国台湾学者龚鹏程认为，汉语中的“作”字和“圣”字有着直接的语义关联。《礼记·乐记》说：“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创作者依靠“一种神秘、神圣、神奇的力量，才能撰构出一篇具有奥义、音辞又非常特别的文章”。圣人是“作者”，普通人至多只能做“述者”，传述其言。圣人不仅创作了文字、文章，还创作了人文世界的礼仪制度。《周易》中的爻象，就是圣人开物成务的一套象征体系。《文心雕龙》中的《原道篇》和《征圣篇》，也将文辞与人文教化、圣人与文人才子视为一体。“凡言圣哲人文创制，都以其表现于文辞者为说”，文字、文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难以析分”。⑩在中国古代社会，文人群体和士大夫阶层几乎是“叠合的”，“士群差不多全体地获得一种文学写作的能力”。(11)不少名垂青史的文学大家既是政治精英，也是文坛领袖。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双重主导地位让他们拥有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影响力。与此相应的，文人群体大多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献身精神，渴望知晓“大道体要”、为国建功立业。一旦人生理想不能实现，“悲士不遇”、“生不逢时”就成了他们文学作品中反复重现的主题。(12) 英语中的“author”(作者)一词有着和汉语中的“作者”一词类似的原初含义。美国学者皮斯(Donald E.Pease)指出，“author”源自中世纪的“auctor”(创制者)，意指文字令人尊崇的作者。“auctor”本身又有四个词源，其中三个是拉丁语动词，分别为“agere”(意为“行动和表演”)、“auieo”(意为“联系、束缚”)和“augere”(意为“增加、生长”)；另一个是希腊名词“autentim”(“权威”)。“创制者”是尘世的权威，他们为中世纪各个门类的知识奠定了规则和原理，并为整个中世纪的道德和政治权威提供了许可。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运动和欧洲封建制度的解体，中世纪的作者功能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创制者”开始转变为凌驾于整个文化领域之上的“天才”。他从政治生活中解放出来，成为完全自律的文学领域或“文学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13)的主宰。天才的劳动完全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其他劳动形式。天才依靠自身的想象力进行创作，他拥有自己的劳动资料，他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独特的、非异化的劳动。从“创制者”到“天才”的转变，标志着作者的功能“从生产一种替代性的政治秩序转变为生产政治世界之外的文化替代物”。(14)在天才观念的影响下，英国诗人雪莱骄傲地宣称，诗人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拥有神灵赐予的塑造社会的力量。尽管他们不能像摩西那样把法典刻写下来供人遵守，但却可以通过作品潜移默化地为读者树立特定社会的行为规范。(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