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政策研究中实证研究的缺失①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2)01-0206-15

      一、引言

      欧洲各国政府现在都非常关注如何向纳税人证明他们的钱得到了恰当地使用。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和研究来说明纳税人的钱在某个领域能够为公众带来益处，那么相关政策迟早会失去价值，从而被边缘化。在其他领域是如此，在文化领域也是如此。由于事实证据的政策与决策性思考和责任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在文化政策制定领域需要进行应用研究。

      现在文化政策迟缓而被动，文化政策相关研究薄弱而落后，本文旨在研究这两者之间有何联系，并探究政治上的倾向是否与其有一定联系。这里所谓的政治倾向是指政治界所持有的价值观以及文化由于这种政治倾向而得到的好处。本文说明，现在人们在理解和制定文化政策时往往更多依据的是想法、原则、传统和信仰，而不是搜集证据来证明国家支持对文化和艺术活动的影响。雷瑟菲尔德(Lasersfeld)曾经就实证研究的准确性对阿多诺尔(Adorno)提出了批评；阿多诺尔回应时说，文化本身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用任何东西来进行测量；“艺术”一词的概念从其定义上来说也是不确定的，任何想要对其进行测量的努力都是无用的，无法展示出其本身的品质，甚至可能对艺术的内在品质有害。本文以斯洛文尼亚的情况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尽管笔者想要客观地来论述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方法的必要性，但需要向读者承认的是，本文的观点也与笔者个人的经历有关。从1997年到2004年，笔者千方百计想要在斯洛文尼亚建立文化政策研究的基础，但是却一直得不到政治界的支持。

      文化政策模型是斯洛文尼亚官方的重要观点，文化是斯洛文尼亚国家认同感最主要的代表，也是国家认同感最重要的保护者。尽管文化和斯洛文尼亚国家认同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要把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联系起来，很多学者自然会有几分迟疑。一般文化政策不被算作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因为人们一般认为，文化政策是文化人内部的事情，只有复杂的行政管理手续才能保证分配公共资源的公平公正，只有通过同行审查才能保证最后制定出优秀的政策。他们还认为，只要有了顾问委员会，就能够保证政策制定过程是民主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看法都没有经过事实的检验，因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并没有依据客观数据，政策制定者几乎完全不知道哪些项目实施得很成功并带来了很多有益的结果，而哪些不成功，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何在。现在描述性的报告并不少，但是却没有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将信息转化为证据。例如，公共资金分配后没有人来检验资金使用的效果是不是和预期的目标一致。

      文化政策和公共政策

      本文的出发点是作为公共政策的文化政策和批判性的文化研究之间的区别。本文并不是对文化本身进行研究，后者的根源是学术研究，直接关注的是文化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作用。本文的重点并不是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带来变革的潜力，也不是权力对文化的控制以及社会中个体和社区发挥的作用。

      文化政策研究，像文化政策本身一样，涉及各种背景，需要我们提出很多类型的问题，需要采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1]本文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定义文化政策，认为文化政策研究指的是使用管理公共财物的方法来对文化进行管理。[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政策包含了针对文化事务制定和实施政府干预计划以及对文化活动提供各种支持。现在很多学者想要把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中有效使用公共资金的问题联系起来，从而出现了政策研究。[3]政策研究将文化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作为政府政策目标的一部分，而不是将文化政策作为文化研究。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政府是如何对文化服务资源进行管理的，就会发现文化政策研究具有两大依据：一是保护性的，也就是保护国家的资金体制并展示艺术公共投资带来的收益；另一个是主动性的，也就是增强公共基金分配中的效率和有效性。

      文化政策的范围取决于我们如何对文化进行定义。[4]如果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艺术产出上，那么文化政策就是保证艺术的创造力及其有效传播，保护文化产品，并确保其能够有效地接触到受众。由于政府对文化事业提供资助时具有选择性，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因而文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多种因素，例如文化的精英思想、艺术发展的国家规划或者用语言或其他相关事物作为文化的浓缩代表的思想等。文化政策是20世纪出现的事物，与以专业化和分工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化代表物给了文化一种特定的神秘感或者说气息。究竟何种可以进入文化的殿堂，选择权在文化界自身，因而究竟选择是否合理就容易受到质疑。

      将文化这一概念纳入公共财产，也是基于政府介入文化时以价值为导向的方法。根据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政府介入文化领域是因为市场在这方面有效性不够，也就是市场调控失灵理论(market failure theory)。文化是一种十分有益的资源，这就意味着政府会根据文化能够带来的益处来提供相应资金，需要对其价值进行判断，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各种争议。政府介入文化这一行为从其本身而言有一定的随意性，一些学者已经从公众利益角度来看这种随意性，认为文化对公众来说十分重要，因此理应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这些理念主要是公共政策研究的范围，而与文化研究相距相对较远，因此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文化研究者的研究范围。一个问题是，文化研究如何与政策相关的理论构建和研究成果联系起来？这一问题的答案无法在文化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内找到，它是文化政策研究学科的核心问题。[5]这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准确的信息，从而在分配文化公共资源时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在民主政治领域，一些学者从政治角度提出了政治因素在文化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有的研究对现有的文化政策模型和理念提出了质疑，尤其是文化介入行为中价值观倾向的影响。正如麦圭根(McGuigan)所说，对以往的文化政策进行批判性分析就是在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对文化和社会进行考察，这时不再限于管理咨询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限制。[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