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与马克思的文化思想及其延伸 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国社会科学》，2012.4.23~45 比较马克思与贝尔的理论，我们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由于历史辩证法的导向，马克思总是能够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来思考问题，而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精神生产方式便处于这一关系中，因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内涵已经在实质上揭示出来了。马克思指出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也可以视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而“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则是明确指认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内在表现。事实上，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文化研究中，很多学者都从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中得到启示，从而深化对资本主义文化问题的研究，从本质上说，贝尔的理论深度也是受惠于马克思的。贝尔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进行了探讨，但是其也有失语的地方。在贝尔失语的地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超越与推进。首先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性质，其次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危机的出路。 遗产体系与遗产学的一些问题 彭兆荣（厦门大学）/《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8 任何文化遗产都有其文化归属。具体地说，归属于某一个文化遗产体系，而文化的差异造就了文化遗产体系间的差异。所以，要认识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有必要了解所属的文化遗产体系的特点，而特定的文化遗产体系又属于特定的民族、族群等的社会文化体系。归纳起来，文化遗产体系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认识。一是遗产中包含的历史价值。二是遗产价值的演化扩张趋势。三是遗产属于一种特殊的展演。四是遗产原属于某一个国家、民族、族群、宗教、家族、个人所有，必然在遗产中包含着根源、根本的原属性品质。五是遗产的商品化与商业化。“遗产学”也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具实践性内涵的整体，是一整套关涉人类、地球、知识、话语、实践等的现代产物，并且是处于动态生成过程中的全新认识对象和生存语境，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能量。从学科角度看，它也因此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对象、新领域，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命名、认识和研究。概括起来，遗产学有四个特点：1、它是一门新兴的学科；2、具有综合性特点；3、具有人类教育与教化的特点；4、具有管理方面的工具性特点。遗产学包含两个基本层面：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学问，它具有独特的学理范畴、学术范围和研究范式，在大学教育中具有初步的学科分制，严谨的教学内容和严肃的传授手段。作为应用性学科，它承担着对社会实践的专业培养和培训的任务。遗产保护本身是一项应用性、实践性、专业化的系统工程，相关的专业人员涉及民俗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环境规划专家以及与这一项工程有关系的其他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日本茶道的渊源与演变 棚桥篁峰（日本中国泡茶道篁峰会）/《农业考古》，2012.2.271~281 中国茶第一次传入日本是在平安时代，是由最澄(767—822)、空海(774—835)、永忠(743—816) 等入唐求法的佛教高僧带回日本的。平安时代中国茶传入日本以后就成为一部分上流阶级、特别是以天皇家族为中心的贵族以及寺院里的僧侣效仿唐人的一种文化趣味，并没有渗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中国茶第二次传入日本是在镰仓时代初期，由日本禅宗祖师荣西(1141—1215) 完成的。荣西曾两度入宋，第一次是仁安三年(1168) ，半年之后就回国了。第二次是文治三年(1187) 到达宋朝，建久二年(1191) 7 月回到日本。据说荣西第二次返回日本时把茶籽带回国，并栽种在肥前( 佐贺县) 平户岛的苇浦。当地以荣西所建的富春庵命名的富春园茶园至今依然保存完好。另外，荣西在福冈县与佐贺县接壤的背振山石上坊也载种了茶树。荣西引进中国茶，在日本饮茶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平安时代初期中国茶传入日本以后，宫中虽然有饮茶活动，大内里也有茶园，但是后来都荒芜了。寺院里虽然也有僧人饮茶，但是饮茶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然而，荣西是把茶叶与禅宗一起传入日本，并试着在日本各地栽种茶树，使饮茶之风在日本得以发扬光大。中国茶第三次传入日本是1972 年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在这之前，日本人从香港和台湾了解到新型中国茶。受时代影响，当代的中国茶叶最先并不是从大陆，而是通过香港、台湾，以青茶和黑茶( 日本四国也有被称为“罣石茶”的黑茶，但是数量很少) 的形式进入日本市场的。因为日本人从没有见过这类茶，意识到中国的茶叶是外国的，外形与滋味等都与日本茶不同。一部分中国茶爱好者在品饮了铁观音、武夷岩茶、洞顶乌龙茶、普洱茶等后，开始慢慢接受中国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