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 北京，经过5次首都规划的观念转变，经过60多年的现实演化，特别是天安门体系的转意和四大标志建筑(国家大剧院、央视新楼、鸟巢、水立方)的出现，已经透出了一种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的新动向。而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锐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中国正在大国崛起和文化复兴的关节点上，世界史的演进，进入新一轮全球化大潮，正处在一个巨大变化的关节点上。汇聚这两点，可以说，西方主导的世界现代化道路处在一个重要转折的当头。非西方的多元文化正在成长起来，在与西方文化的互动中，形成世界重组的新动力。这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呈现出来：美国、加拿大、欧盟，世界上所谓最发达的西方地区，其GDP总量在全球的比重，1999年-2004年期间，基本上都维持在60%以上，最高的时候达到64%。但是经过了5年之后，到2009年，估计大概只有49.4%，是第一次(且是两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落到50%以下。而且，原本估计这一下降最快也是2015年才出现，而今提早了6年。而西方经济总量的下降，是在以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的上升相比较而出现的。中国GDP年均增长率1979-2006年为9.7%，2003-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10.8%，中国GDP总量1978年为3645亿元，1997年为78973亿元，2002年为120333亿元，2005年为183868亿元，2006年为209407亿元，2007年是246619亿元。30年间GDP总量增长倍37倍。中国的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经济学家们的估算中，照目前这个趋势，大概最快2020年，最慢2025年，中国会超过美国，就变成全世界第一①。不仅是中国，美国高盛公司在2003年10月1日发表的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估计，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经济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并于2028年超越德国。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无须望着未来，就在当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实力升降，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引出了一个基本格局的变化：由西方七国(G7)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成了由发展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参与的G20共治格局②。在G20的第三会议(2009年9月美国匹兹堡会议)的闭幕式上宣布，G20将永久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平台。G20的出现和正式化，具有一种重要的象征意义，西方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作为永恒真理的时代过去了。G20的成员，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欧盟(主要代表欧盟中的其他成员)、日本，顶多加上西方的坚定盟友澳大利亚，共9位，是西方集团，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韩国、印度尼西亚、南非、沙特阿拉伯，共11国，有着多姿多彩的洲际文化(亚、欧、非、拉丁美洲)和各具特色的思想背景(东正教、东亚儒学、印度教、伊斯兰教、拉美思想)，代表着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由此呈出来的是全球化中的多元世界和多元世界组成的全球化。从这新现象回头看去，人类的现代化历史透出了与以前的理解方式不同的另一种景观。以前，由于西方人率先进入现代化，并主导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占居于现代化的高位，垄断了有关现代化的话语权，得出了一个个关于现代化的理论结论，并由此而引出的一个个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结论，这些理论结论，虽然对人类的现代化具有很大的贡献，但同时也有不尽完善乃至片面之处。而今的转折时期，给人类带来了对现代化历程的反思机会。中国实力的崛起和中国道路的彰显把中国推向了重新思考自身和重新思考世界的新平台。而这一中国重思和世界重思，对于历来重视思想和文化之美学表现的中华民族来说，必然会引出的将是京城模式的重思。 京城模式的重思是建立在现实和历史的基础上的，是北京自身一系列演变和与世界城市史演互动的汇集，有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和中国文化的内在心性在内部深层推动。京城模式和象征形式对中国的重要，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而是一直都在生动而又复杂地演进着的激流活水。从逻辑理路和丰富现实的相互激荡，进入到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的重要主题，至少有四个方面令人沉思遐想： 一、北京最新一次规划提出的“两轴两带多中心”，构筑了关于京城模式基本结构的想象向度，是共和国以来多次规划的最新总结，关联之丰富，启动着思考的飞翔。 二、世界城市演化史上热议的大都市圈，令人从北京之外的更大范围思考京城模式的基本结构。如何在世界城市史的规律中思考中国的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是另一个智慧的源泉。 三、古代北京的历史，内含着中华民族追求世界先进的历史经验，构成了怎样形成京城模式的内在动力，而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只是这一内在动力的美学外化。如何更深地体会和总结这一中华民族的智慧，并运用于全球化时代的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值得借鉴。
四、古代京城的结构，蕴藏着作为天下之中的京城应当怎样建立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的丰富理论，而京城模式和象征体系，只是这一理论的美学显现。 二、两轴两带多中心：北京规划与京城模式 北京在新世纪的演化，其基本结构和未来走向，体现在《北京总体发展规划2004-2020》提出的“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纲领之中。 两轴，即以故宫为中心的纵轴和以天安门为中心的长安街横轴。两带，是包括怀柔、密云、顺义、通州、亦庄、平谷的东部发展带和包括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大兴的西部发展带。多中心，“指在市域范围内建设多个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城市综合公共中心，提高城市的核心功能和综合竞争能力。包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核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中央商务区(CBD)、顺义和通州会展中心、石景山休闲娱乐中心等。” 从空间结构看，这个“两轴、两带、多中心”，与实际的情况不甚相符。从空间的顺序来说，首先，是市区的两轴，这没有问题。然后的两带和多中心，实际应先是环跨市郊的各个“多中心”，然后才是由近郊到远郊的“两带”。从实质来说，首先是作为中心的两轴，这是作为古代中国中心的纵轴上的故宫及其南北延伸的门楼体系和作为现代中国中心的天安门及其向横轴展开的长安街。这里，传统的政治符号和现实的政治符号叠交而成建筑中心结构。这结构形成了具有历史深度和文化厚度的中央集权的象征符号。这里，既有传统与现实的质的区别，又有在质的区别之后在更高层度的合一。其次，是围绕两轴又由两轴放射开来的“多中心”，实际上这多个地区并不是中心，比起两轴中心来，无论在质和在量上都低下得多，仅是其辐射出来的几个功能重点而已。最后是由中心和多个功能重点向外延伸的两带，体现为多个功能重点的进一步向外扩展。在目前的体制下，多中心和两带都不能，也不可能代表两轴的功能而成为中心。从空间结构上讲，有了两轴，从权力结构上讲，有了权集中央，就排除了多中心成为真正中心的可能。然而，2004-2020规划为什么要把本具“中心”能力的两轴里的“中心”一词省去，而把本非中心而只是中心辐射出来的“重点”强称“中心”，而成为了名不副实的“多中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