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把它当做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上升到统一全党、全社会的思想道德、行为方式的高度。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①。这样一种核心价值体系，不但要倡导，而且要落实和践行，使之真正得到大众拥护。 我以为，落实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是让它从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或主导文化，进而赢得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而这种转化，如果离开了大众文化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是不可能达到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寻找核心价值体系和大众文代的契合点。 一、核心价值体系与文化领导权 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三分法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并一直沿用至今。中央全会郑重提出的核心价值体系显然属于官方文化。但官方文化不等于主流文化，如果说官方文化是官方倡导的文化，那么，主流文化则是在一个社会中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是真正支配大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得到践行的价值观。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葛兰西把上层建筑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被称为“市民社会”(又称“私人领域”)的整个民间组织，也就是由教会、学校和新闻机构等组成的文化领域或公民活动领域，以非暴力为基本特征；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狭义的国家)，主要由政府、军队、警察和司法机构等组成，以暴力或强制为主要特征②。上层建筑的这两个层面又分别发挥着两种不同的功能。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是在市民社会而不是政治社会中建构和运作的，它作用于“大众的哲学”或“共识”，引导大众自发地认同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关于社会生活世界的解释；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发挥着“直接的支配”作用，由国家警察机构或司法部门实施强制性命令③。 可见，“领导权”这个概念在葛兰西那里用来描述与压迫和强权不同的、常常并不被经验为统治的统治关系。它不是表现为强制，而是表现为通过被统治者的积极赞成(consent)而实施的统治(因此把“cultural hegemony”翻译为“文化霸权”是不准确的)。这正是这个概念的精微与深刻之处：文化领导权比以暴力和强制为基础的统治权力更为含蓄、复杂、多元，它暗示了以文化领导权为基础的新统治形式，常常是以被统治者的默许与配合为基础的。葛兰西还认为，文化领导权的力量总是依据社会文化条件而不断地修正，它们不但是更加精致的，而且是可以商谈的。 虽然因为国情和时代的差异，我们不能机械照搬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但这个概念至少启示我们：一个执政党的文化，即所谓“官方文化”，是否真正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其标志决不是它背后是否有强力的支持，可以强迫服从，而是人民是否自觉自发地赞同它的价值理念和施政方针。官方文化如欲转化为主流文化，亦即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最关键的一点，是必须获得大众的真正认同，必须通过民主协商、对话、谈判等方式达成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常识”)，必须得到大众自愿、积极的赞同而非消极的服从；而这种赞同之所以是“自愿”、“积极”的，乃是因为它不仅建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对话和民主协商基础上，而且也不像精英知识分子的小众文化那样曲高和寡。它融化到葛兰西所说的大众“常识哲学”之中，是思想、文化、舆论领域非强制却又强有力的引领力量。 那么，什么样的价值观能够赢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积极赞同？当然只能是一种能够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信念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是能够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有机整合在一起的、最有代表性的价值观。如果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真正合一了，如果三者的价值观真正统一了，那么，官方文化就能转化为主流文化，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 这样一种能够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政党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主流文化或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必须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必须和开放社会、多元社会相适应。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型国家，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更不要说众多的个人，都有不同信仰、追求、生活方式、生活理想等等，能够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的核心价值观④，不可能不充分尊重这种多元性和差异性，为个人的生活方式选择留下足够大的自由空间。只有这样，核心价值体系才能被不同的阶层和群体所接受，才能容纳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地方性的风俗习惯，才能促进而不是破坏社会和谐。一个包容的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因为现代社会是异质社会，现代社会的和谐也是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和谐，这和高度同质化的古代社会的和谐形态存在根本区别，也和那些奉行单一宗教信仰的政教合一社会的和谐形态存在根本区别。如果在一个世俗化的多元、差异社会奉行单一、狭隘、排他的核心价值体系，必将导致尖锐的社会冲突。 其次，这样一种与多元社会、多元价值观相适应且具有开放性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具有基础性、广泛性，能够适用于全社会的不同阶层和群体，是对每个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要求。换言之，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是低调的公民道德，而不是高调的圣人伦理或英雄道德，是一种世俗性道德，而不是宗教性道德，它的目的不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灭绝七情六欲的圣人，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遵纪守法、举止文明的公民。同时必须强调，核心价值体系是面向全民的，而不只是面向共产党员或其他模范人物的，是对普通百姓的要求而不只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因此，它也不能是那种只适合模范人物、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高端道德标准，而是一般公民都能够达到、也应该达到的基本道德标准。《决定》指出要“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⑤，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核心价值体系的普适性、基础性和广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