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3-0001-07 田晓明(以下简称田)：这是我期待已久的见面，很高兴能在苏州见到衣老师！多年前，我就曾拜读过衣老师的《文化哲学》、《文化哲学十五讲》等著作。两年前，我又认真研读了您转赠的《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一书，收益匪浅。作为大学老师和大学管理者，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当面讨教。 衣俊卿(以下简称衣)：谢谢晓明一直以来的关注，很高兴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 一、文化与文化模式 田：衣老师的文章和著作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研究视野十分恢弘，从文化危机与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现代性反思，到近年来对微观政治哲学的关注，表达了您在不同时期的学术兴趣和关注。在诸多研究视角的转换中，文化与文化哲学似乎一直是您学术思想的主要坐标之一。因此，今天我想就文化的问题向您讨教，不知可否？ 衣：我很高兴能够从文化的角度开始我们的谈话！ 田：长久以来，“文化”是一个人人自明、却又难以说清与定义的概念。在众多有关文化概念的论述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人关注的是，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已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文化”却被泛化与滥用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因此，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理解文化的概念和内涵的？ 衣：正如你所说，在当今中国，文化是个热门的话题。文化就像一个标签，在很多场合大家不一定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但都冠以文化之名。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现象。这些年来，我一直从事文化哲学研究，也出版或发表了一些成果，如你所提到的《文化哲学》、《文化哲学十五讲》等，一些成果还被教育部推荐为教材。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文化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些变化？……我曾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生活批判”来表述我的学术关注。 对文化的一般性理解，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一是作为具体艺术形式和产品的文化，例如，文学、舞台艺术、广播电视传媒等各种艺术形式都属于这个层面，这是一种狭义的文化理解。二是作为精神形态、观念形态的文化，主要是指价值观。也就是具体的艺术形态内在所包含的最深层的东西，这是比较重要的。换言之，就是社会主导性的价值观、社会心理，也就是社会的精神形态或者说文化软实力。第三个层面，我称之为“文化模式”。当人们谈到文化时，总是指那些文学艺术中的具体样态，但是真正的文化实际上不仅存在于这些艺术形式当中，而且更多的是体现在社会的经济运行、政治运行等领域，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内在的制约力和驱动力，作为内在机理和图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地凝结成的文化类型、文化样态、文化模式，等等。例如，那种完全“靠天吃饭”的传统自然经济的内在机理是一种经验文化模式，而精于计算和依托知识的现代经济的内在机理则是一种理性文化模式。文化模式带有整体和整合的特征，它把习俗、传统、民族性格、社会心理、价值、道德等各种文化要素和文化特质整合成一种内在相对一致的文化模式，构成一种影响和制约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行动和行动背后的力量，是沉淀在人们生活方式之中的稳定性特征。因此，我非常赞成儒学家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样法”。 田：您对文化理解的“三层面说”十分精辟。确实，从更高层面上讲，文化不应是政治、经济的附庸，而应是人的一种“生活样法”。文化是渗透到民族以及每个个体血液中的东西，并自发地影响着人们的各种活动而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文化模式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民族、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衣：是的，这也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表达的主要思想。本尼迪克特的贡献在于，在她看来，文化要素、文化特质、传统、习俗等形成一个首尾一贯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展示国民内心深处的东西和社会运行内在的机理，并对这个国家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比如，在《菊与刀》一书中，她用“菊”和“刀”两个极其相异的东西来表征日本文化的矛盾性，并得出一个结论：日本的文化是耻感文化。所谓耻感文化，就是说它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评价标准，不是自律的，而是他律的文化，人们衡量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首先在于是否丢面子。本尼迪克特的这一研究直接影响了二战后期美国政府对如何治理日本的战略决策。与日本的耻感文化相比，欧洲的理性文化则是罪感文化，这是一种自律的文化，具有大家都趋于认同的内在的评价标准。《圣经》告诉大家，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原罪，那么无论是否有外在约束，人总是要自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政府及其国民一直对二战中德国法西斯的罪行进行忏悔，而日本政府及一些国民则总是试图为二战中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狡辩。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模式对于塑造民族性格甚至政府的决策都具有影响力。显然，文化是有力量的。 田：我十分赞同您的观点，日本文化充满着悖论。比如，在日常交往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日本文化对“礼仪”高度关注，但在深层交往中又能深切感受到“不讲道理”。在日本人的意识深处，“失礼”是性质十分严重的问题，甚至超过了“理亏”。在他们看来，脑子笨是先天的，“不懂事理”似乎可以得到谅解，但绝不可以“失礼”，“失礼”便意味着失去做人的根本。或者可以说，日本的武士文化就是面子文化，也就是您所指称的耻感文化。 衣：你对日本人“礼”与“理”的认知分析十分细致、独到。其实，某种文化模式的产生，与其民族生活居住的地理环境存在着重要的关联，因此，对于一种包含着局限性和劣根性的文化模式的改造和重塑，需要假以时日和自觉的努力。我想，日本这种狭隘的文化模式的产生与其狭窄的岛国地理是紧密关联的。 田：是的。俗话说，一方水土育一方人。文化特征的形成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比如，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是一个多山贫瘠、三面环海的半岛，这就决定了古希腊人的社会活动从一开始就与海洋密切相关，航海与商贸比较发达。与此相应，其原始氏族血缘关系也被破坏得较早和较为彻底，这一切造就了古希腊人一种外向型的民族性格，以及长于逻辑思辨，热衷于知识、权力和物质追求的文化传统。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祖先生活于东亚大陆，一面临海，内陆则为广袤的平原沃土。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氏族社会的各种共同体几乎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宗族血缘关系渗透到了社会的最深层，成为维系人际的主要纽带。所有这些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内倾的性格、直悟式思维以及重视和谐的心理特征，并使中国古代文化与伦理道德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或者可以说，充满悖论的日本武士文化，是由岛国资源极端有限性和谋取地位无限扩张性之间的矛盾所衍生的怪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