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后”：中国文化批评的理论背景 伊格尔顿于2003年出版的《理论之后》一书引起了中国文艺学界的强烈震动，直到现在都还是思考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前途与命运的理论背景和重要前提。但是，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其一，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之后”首先并非“文学理论之后”，而是“文化理论之后”，他说的是“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其实，类似的声音在198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如米切尔的《反抗理论》、卡维纳的《理论的限度》、保罗·德曼的《对理论的抵制》、玻格斯的《挑战理论》、阿拉克等的《理论的后果》、拉德夫德的《理论状况》、麦奎伦等的《后理论：批评新方向》等等。早在1990年代，詹明信就已说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最经常被人引用的开头那段话了：“但今天在理论上有所发现的英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其标志是下述的事件：巴特、拉康和雅各布森的死；马尔库塞的去世；阿尔都塞的沉默；尼柯、布朗特日和贝歇的自杀为标志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终结；甚至还有更老一代的学者如萨特的谢世等。”(詹明信303)因此，“理论之后”首先应该是成为反思当代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的一个思想背景。其次，伊格尔顿谈论“理论之后”的着重点不在于“文化的危机”、“文学的危机”，而是“理论的危机”，这就显示出了与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很大的区别。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我们被告知，‘理论’已经使文学研究的本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过说这话的人指的不是文学理论，不是系统地解释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分析方法的理论。”(卡勒1)他们指的更多的是一些最初可能与文学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各种争辩性话题。那么，从理论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来看，其危机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伊格尔顿的观点是：“理论”的普遍性冲动已成强弩之末，“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各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相反，吸引人的是性”。“理论”的批判立场消失，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清，“学问不再是象牙塔之一中”，“它们回归到日常生活——只是有可能失去批评生活的能力”。由于文化理论完成了将性和大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合法化过程，使“乐趣”(“快感”)也登堂入室，“微观政治分析”替代了“宏大叙事”主题，革命、阶级、民主、自由等人们曾经赖以寻求认同、确认自我的“集体性观念”变得不再重要(伊格尔顿1-71)。再次，文化理论的病症是否也传染到了文学研究，进而带来文学理论的危机？答案既是不言而喻的，但也是需要认真辨析的。如在伊格尔顿看来，“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即能够对文学、文化等各种现象展开文化政治批评；而对乔纳森·卡勒而言，“理论”则首先是结构主义，即用以“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与书写有关或无关的社会现象和人类心智结构的钥匙”(Culler 23)。而这两种理论范式直到现在仍然是文学理论进行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和理论视野。也就是说，尽管“理论”的普遍性冲动看上去正在消散，但它与文学研究的关联并没有同步失效。 其二，“理论之后”算起来应该是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开始，这是否意味着在“黄金时代”之后西方文化理论不再有所建树，从此销声匿迹？恐怕也不能这样说。仅以作为文化研究之标杆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来说，在继1960年代的霍加特时期、1970年代的斯图尔特·霍尔时期之后，确实到1980年代之后呈现出明显式微的景象，但是深受伯明翰学派影响的学人并没有停止文化研究的脚步，斯图尔特·霍尔继续在开放大学身体力行地从事文化研究的教学与研究，其他的学人分布于英国、北美、北欧和澳洲，成为散落到世界各地的种子，并发生各种变形与变异：如约翰·费斯克1980年代初经受了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的熏陶，1980年代末到了美国之后更是成为“大众文化迷”，将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倾向推到极致；托尼·本内特也在1983年来到澳洲，却在1994年重返英国开放大学接替斯图尔特·霍尔的教鞭(直到2009年再度重返澳洲受聘于西悉尼大学)，他的选择是致力于将文化政策引入文化研究，试图在批判性知识分子与建设性知识分子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而起步于《解读电视》的约翰·哈特利直到2000年都坚守英国本土，2000年之后受聘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遂成为澳大利亚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对当代文化转型的认识也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重要转变：如果说在1960、1970年代他们还多少保留着新左派传统，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视为理解当代文化的转型隐喻的话，那么到了1980年代，斯图尔特·霍尔已经发现，时代已经变了，这种思维方式已不再为人们所认可，文化理论必须果断地与这类戏剧式的简单化和二元式的翻转拉开距离，巴赫金的“狂欢”正是替代马克思的“革命”的最合适的“转型的隐喻”。巴赫金的“狂欢”正是对二元区分的逾越，“低文化侵入了高文化，模糊了被强制接受的等级秩序；它所创造的，不是简单地用一种美学战胜另一种美学，而是那种不纯的、混杂的‘怪异’形式；它暴露出低文化之于高文化的相关相依，显现出所有的文化生活不可避免的混杂和矛盾的本质，文化形式、象征、语言和意义的可逆性；揭露出文化权力的武断和简单化行为，排除作用在每一种限制、传统和经典形式的建构和每一条文化闭合的等级原则之上的运行机制。”尽管在霍尔的表述中，福柯式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但是“狂欢”已经不再像福柯逾越癫狂、监狱和性时那样“惊世骇俗”和“特立独行”，在“狂欢”成为替代“革命”而成为新的时代的“转型的隐喻”后，巴赫金式的对话主义开始逐渐成为霍尔处理文化问题的思维方式。①这还只是相对正宗的文化研究学派的学人在“理论之后”时代所发生的复杂变化中极小的一个侧面，由此也不难看出，“理论之后”并非文化理论一无用处了，而是文化理论发生了某些重大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