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 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南社会科学》，2012.1.6~9 上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认为，中国人先前信“地”，信“物”，后信“国联”，却唯独没有相信过“自己”，这种“信”只能是“他信力”；而对“国联”失望之后，改为一味“求神拜佛”，也只能说是把“他信力”也失掉了，变成麻痹自己的“自欺力”。但中国人并非没有自信力，只是若要看中国人的自信力，需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鲁迅说的没错，那些自古以来埋头苦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们延续着中国人的“自信力”，支撑着中国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我们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要真正建设好中华文化，凸显我国的文化优势，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摆正三种文化的关系和位置：中为体、马为体、西为用。 集团主义文化与日本金字塔式垄断体制的沿革 尹小平，徐兴（吉林大学东亚研究所）/《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54~59 作为日本文化的核心特征，集团主义贯穿于日本的整个社会之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影响力，造就了日本民族独特的行动思维方式和伦理价值观念。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总是意识到自己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是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命运共同体，自己与这个整体息息相关，同命相连。出于对集团的归属和依赖，日本人纪律观念极强，自觉遵守自己在集团中的位置，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集团的和谐，从而形成了集团主义文化的丰富精神内涵。在明治维新引进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体制的历史背景下，推动了西方近代企业制度与日本集团主义文化相结合的以财阀家族为主体和顶点的金字塔型资本结构的形成。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集团主义文化影响下建立起的金字塔式垄断体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日本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金字塔式垄断体制的弊端开始显现，逐渐成为阻碍日本经济发展的桎梏。 文化领导权的本质、作用与实现 张士海，施秀莉（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轻工学院政法学院）/《科学社会主义》,2012.1.100~103 文化领导权的核心要素是“意识形态”。政党文化是关于政党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其基本内容是政治观念形态的一系列变现形式，包括政党认识、政党情感、政党意向、政党信念、政党思想、政党理想等。在政党文化建设中，意识形态（即政党价值取向）是其核心内容，决定着政党文化的性质和方向，而政党意识形态则往往以政党纲领的形式表现出来。 文化领导权的基本精神是“同意”。从现代权力学的角度看，领导权大致有两种权力表现形式：一是“强制”，是“同意”。同意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权力形式，它比“强制”要温和得多，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却远比“强制”深厚、持久，甚至更为有效。 人的尊严：文化建设的伦理角度 程新宇（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7~31 道德建设的宗旨是为了维护和提升人的尊严。纵观历史上各种重要的伦理学理论，其目的都是为了人。美德伦理学主张伦理学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幸福，幸福是灵魂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功利主义理论主张道德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符合这一原则的行为才是合乎道德的选择；康德道义论直截了当地宣称人是目的，凡是把人仅仅当做是工具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马克思的伦理学也主张道德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伦理道德始终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完善，也就是说，道德建设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像人，活出人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