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F299.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12)01-0039-07 “北京建设中国文化中心”这一话题的提出，有三个语境：一是全球发展方式迅速转型，由以资源开发和利用为主体的现代工业为发展主流，过渡到以资源建设、生态保护、环境建设为主体的后现代社会；现代工业社会作为衡量标志的物质生产力的领导地位，让位于文化力。二是环太平洋区域基本形成了中华文化圈，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朝鲜半岛、日本、澳洲乃至北美等地区，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交往影响越来越深远，文化交往成为彼此关注的主要后继元素。三是中国适时提出转变发展模式、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国策，对国家文化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文化必须承担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和谐社会所赋予的责任，为全国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起到引领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格局形成了京城文化为正体、区域文化为补充的传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在文化建设引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北京建设中国文化中心就成为不能回避的课题。 本文提出，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路径是：首先，“全国文化中心”的核心是“文化”，而这一“文化”不可能专属儒学、国学，或者新儒学意义上的文化，而只能是三者之上的文化。其次，当代的“文化”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与精神的分裂、精英与通俗的对抗范畴，已经广泛渗透到物质—日常生活深处，导致其存在较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有重大差别，形成了物质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等范畴；“当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大文化，体现为广泛包容和汇集，文化内部分类替代分层，文化关系的和解代替对抗，文化价值分享代替对立。第三，北京作为中国当代文化成就的最集中体现者，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全国文化中心，具有战略意义。 一、当代文化实践与“文化”范畴的变迁 “全国文化中心”这个命题的核心范畴是“文化”，关于这一点，已经没有疑问。但是，“文化”这一核心范畴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则没有获得一致的认识。 有国外的学者、政治家认为，中国文化是儒教文化，他们因此构建了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儒教文化三个文化圈，认为在未来的冲突中更多地表现为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个貌似正确的学说，在亨廷顿的著作里作为支柱而出现，影响了欧美很多媒体的思想。它的错误在于：第一，中华文化从未表现出明显的宗教性，相反，却表现出相当强烈的世俗性。在这一点上，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不同。其次，中华文化的本质是融合、兼容性，而不具有排他性。因此，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总是和谐相处，存在着彼此兼容的关系。 有些国内的学者提出了“国学”这个范畴，认为弘扬“国学”即是弘扬中华文化。“国学”这个范畴的内涵是什么?从言说这个概念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类观点：一是“五四”以来一些学者，他们专注于研究先秦到晚清的学术，主要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小学等，著名的学者包括王国维、梁启超、钱玄同、钱穆等人。他们的学术倾向主要是针对西方学说的，强调维护中华学术的正统地位。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学术界渐次兴起、而后在1990年后形成规模的新国学运动。1950年代以来大陆中断了严格意义上的纯粹学术研究后，在1990年代兴起的新国学，不是民国时期国学的简单回归，也不是海外国学的简单引进，例如，它与台湾学者的学术倾向不同，与民国时期国学研究的趣味也不一致；环绕它的学术对象，既有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有正在探索中的中国特色的学说、思想和流派，有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有的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新国学作为一种文化，与上述学说具有怎样的关系，值得认真研究。上述两种国学的内涵，既包括先进的文化，也包括一些落后的、愚昧的内容。以“国学”来统称中国文化，显然挂失了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成就。 还有的学者提出了“新儒学”的概念。所谓“新儒学”显然针对着传统“儒学”概念，但是，作为20世纪出现在中华文化中的一种现象，它还具有当代意义。新儒学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即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也就是说，新儒学是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传统儒学做出的一种应对和调整的姿态。所谓“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应对模式，可以说是对它的简略表述。 上述三种对中国文化的表述，显然都不是“全国文化中心”概念下的文化含义，而之所以出现这种表述模式，除了政治倾向外，更深远的原因在受制于对“文化”的当代理解。简而言之，当代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已经远不局限在古典意义上的含义，远不限于精神、意识、艺术和传统文本形态，它广泛渗透在物质形态的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中。 古典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包括四种形态：一是物质形态；二是历史形态；三是精神形态；四是艺术形态。其中，历史形态、精神形态、艺术形态上的“文化”获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同。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文化”的认识，定位在“以文化人”的基础上，即认为人作为一种自然生命存在，是无善恶、无是非的，要使人变自然人为社会人，就需要文化。所以，非自然、非物质的状态，是文化存在形态。西方古典思想传统基本上也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例如，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二元对立，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为等。大体上认为文化即人化，物质状态非文化状态。黑格尔就认为，绝对理念渗透的程度越高，文化的程度就越高；反之就越低。物质状态和自然状态是绝对理念无法渗透的世界，是最低级的存在。这个思想基本上沿袭了基督教哲学以来的欧洲近代哲学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