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12)01-0014-10 当今我们在思考艺术教育、艺术学科建设的时候，必须正视这样一个背景：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在清末民初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改革浪潮中诞生的。当时的学校不是传统太学或国子监，也不是旧式书院制度的继承，而是西学东渐的结果。金耀基在《大学之理念》中指出，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孔子——被推崇到了至圣先师的地位，这是其他文化所未有的。[1]诚然，中国从古以来自有一套教学制度，汉代的“太学”是当时最高的学府，直至清代仍有国子监之设，它是与汉代太学一脉相承的，但清末以还，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1905年“废科举，设学校”是中国教育制度至为关键性的“现代转向”。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型大学的开端。而北京大学之制度与精神，实是借镜西方大学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大学是“横向的移植”而非“纵向的继承”。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大学，要在中国生根茁壮，无可避免地会经过一个制度建构的转化过程，它的完善化、精致化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全国有关艺术类专业的学校已经遍地开花，在校人数已成倍扩大，培养的艺术类专业学生人数已是世界之最。在艺术专业“大跃进”的今天，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它的完善与精致仍然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不断探索…… 中国近代艺术教育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百年前国家的衰落，西方的发达，邻国日本西化后的崛起，极大地刺激了一批有志振兴中华的仁人志士，特别在对科学、民主的呼唤中，西式文明一跃成为中国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也随着被扫地出门。“孔家店”要打倒，学国画要先画素描，汉字要拼音化，中国的戏曲被认为是“下等人的贱样”。当时连中国人的姓名也最好用大卫、彼得之类的洋名称呼。许多新文化的领军人物都以骂自己老祖宗的文化为快乐。正如梁思成先生在50年前讲过的，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屡战屡败，使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于一切国粹都失去了信心，他们的审美标准全被搅乱了。古老的被抛弃了，对于新的即西方的却茫然无知。其间有关中西文化最为激烈的冲突表现为中西医的冲突。在西方文明强势的影响下，“科学”在中国被片面地置换为“唯一正确”、“绝对真理”的同义词。这种思维模式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尤其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代，人们似乎特别钟情于“有”，钟情于“多”，钟情于“新”，钟情于“大”。所谓“与国际接轨”、“历史潮流”、“发展趋势”、“时代精神”、“国际一流”、“××工程”、“××高地”等等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种单单以“时间”要素来评价文化艺术的观念，追根寻源也是与西方的“现代性”，与“进步性”有关。在城市化进程中，到处都是摩天大楼、玻璃幕墙、大广场、大花园，连许多楼盘都冠以洋名。今天的“大剧院”、“歌剧”、“音乐剧”、“话剧”很是时髦，连传统戏曲也称为“戏曲音乐剧”。全国戏剧舞台、电视晚会，到处都是用最现代、最新科技堆积出来的大场面、大制作，五颜六色的光、声、电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我们在讨论艺术教育、研究艺术学学科建构，思考何谓艺术等问题的时候，必须正视这种越来越西化的倾向，认真清理近代大学艺术教育中存在的“唯科学主义”思维模式，反思其中的利弊得失，重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艺术教育、艺术传授与艺术表现方法，认真吸取并利用其中值得我们借鉴的精神养料与思想资源。 近代西方大学的理念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三种类型。第一阶段是英国学院的模式，理想为培养绅士；第二阶段为德国洪堡倡导的德国研究型模式，理想为培养学者；第三阶段为美国综合两者形成的研究学术、培养人才的“服务社会”型模式，强调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这些模式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大学。西方大学的教育基本上是科学认知教育。即懂了才教，它是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由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科学主义在我们的头脑中就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经过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当我们重新回顾、清理“五四”的文化背景与思想脉络时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中未经清理的“科学主义”气息。这种被冠以“五四精神”的科学主义观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是相冲突的，它使人们的文化热情胶着于“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时空范畴，而忽视了对其文化特征与本质的追问。应该指出，当今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科学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科学的定义和标准不应当由某些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学科所使用的方法来规定。科学是人类的认识活动，科学虽不等于真理，但科学的认识活动应当最终通向真理和对规律的把握。凡是能够指导人们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规律性知识，都是合于真理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所获得的规律形态有相应关系。我们反对拘泥科学方法，同时也反对拘泥规律的形态。那种认为惟有符合某种特定形态的规律才是科学规律的看法，同样是不可取的，因为那也是把科学狭隘化，同样不利于发展人类的认识活动。 科学多元的依据是宇宙的无限性。宇宙和任一具体事物都具有无限多的方面和层面。由于人类的局限，任何认识渠道都是有限的，任何认识方法都是对世界的一种选择，都是主客体的一种特殊的耦合关系。你的认识方法只能在这方面，就不能同时认识那方面，由于认识方法的差异，导致了认识的结果也就不同，所获规律的形态也不一样，从而形成不同的科学模型，这就是科学的多元性。从这里出发，中国存在着与西方不同的认识方法，也就形成不同的科学性。哲学的核心是人类的自我反思意识。特别在今天，我们在思考艺术，思考艺术学与艺术教育的时候，也应该认真思考我们中国自己的艺术的文化特征与本质范畴。中国有五千年的教育传统，有丰富的艺术理论与表现方法。这些艺术传统，这些理论，这些方法，在当代仍然有它的有效性与现代意义。 当今我们大学的学科分类，以及学科群的知识，也是西方科学主义影响的结果，西方的现代主流科学总是把复杂事物分解为基本组成单元来研究，即以还原论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以戏剧为例。戏剧原本就是一个整体，而现在的戏剧院校却把它分为表演、导演、戏文、舞美。即使是舞台美术设计还要分为灯光、舞台、服装、化妆等。西方的还原论科学观认为，各种现象都可以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最能体现还原论思想的分析方法就是西方的公理化方法。在它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必须指出这种科学观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绝对正确的。西方科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还原论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现代人所认识。20世纪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性科学的核心思想与结论已经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上证实了还原论的局限性。数学上的重大发现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更是从逻辑层次再次宣判还原论统治地位的终结。人们在寻找新的科学思想的过程中，整体论思想已经成为科学家追求的重要目标。英国的彼得·柯文尼、罗杰·梅菲尔德在《时间之箭》中指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已经看到了需要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并因此采用一种更为综合的观点。[2]很多科学家在寻找新的科学思想时，都把目标定到了东方与中国。一些现代科学家发现，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整体和谐的思想、有机论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与现代科学的新精神、新思想、新方法十分吻合。日本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提出了一个比较东西方的两种主流认知方法的例子。他在《创造力与直觉》一书中引用了庄子与惠子的关于鱼是否快乐的一段对话后指出，这代表了中国古代就认识到人类有两种认知方法，庄子的认知方法是直觉法。[3]他不是鱼，他无法去“测”鱼是否快乐，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一种直觉，“觉得”鱼很快乐，这是无法证明的。惠子是标准的西方的实证加逻辑推理的方法，认为凡是不能用实验证明，不能用推理认知的结果都不应该承认。这两种认知方法都很极端，其实有大量的事物存在于二者之间，既不能证明是对的，也不能证明是错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基于这种直觉的认知方法。但这并不是单纯的直觉认知，其中也有形式逻辑与推理，更有到现在还不被社会主流所认识的“象思维”方式。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从整体上来认识和处理复杂事物，没有把复杂事物分割成一个个单元来认识。中医就是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集大成者。中国传统教育同样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以学科为代表的局部分解的教育法，中国教育就是道德教育。“道”在人身上的体现就是“德”，“德”即是“一”。老子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浴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至之也”(《德道经》第二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一不知也；不知一者，无一之不能者也”(《抱朴子·地真篇》)，石涛在《画语录》也首先强调“一画”，“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石涛超越了神、气、韵、意、理等概念，以“一画”统领全局。“一画”就是“德”。老子的“道生一”、“抱一为天下式”与庄子的“皆源于一”就是太极宇宙的整个生命，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全息，就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绵绵不断的永恒状态，“一”就是大道德，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物质和精神源泉。中国传统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从这里出发，从“一”出发，把人教育好了，有了“道德”干什么都行。贡布里希也认为，世界上没有大写的叫艺术的东西，只有艺术家本人。这句话讲得很到位。艺术是由人创造的，艺术家的艺术内涵、艺术素养、艺术气质、艺术人品决定了艺术的高下。中国艺术美学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作者心灵和作品的“天人合一”境界。中国传统教育乃至艺术教育第一位的就是“修之身，其德乃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进一步指出，体之于物而知“身”，体之于身而知“气”，体之于气而知“神”，体知于神而知“虚”，体之于虚而归“道”。只有“修之身”才能“其艺乃真”。中国传统艺术源于“道”，中国的艺术观就是道德观。庄子在《天地》篇中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古人所谓的“事兼于技，技兼于艺，艺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都特别强调这“一”。他们都懂得凡用“大道”的宇宙本源精神生活修身的人，必定是“大德”之性完美无缺的人。这样的人，必定是返璞归真于生命本源的人，因而也是形体健全气宇非凡的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既是精神性的又是物质性的。这种物质性超越了人类已知的物理认识观念。道的德能，以炁的物质方式，滋养着人的精神系统。道无形无相，无为无名，清虚自然，化生长养万物。“生之，蓄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是谓玄德。”(《德道经·十四章》)同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