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9-0109-10 《长恨歌》很应时地为怀旧提供了数据，但它其实是个现时的故事……① ——王安忆 一、“怀旧”文化产业与“老上海”的符号性 “老上海”作为重要的文化标识，引领了延续至今的怀旧热潮，并辐射至两岸三地。与此相关的各类文化/文学文本亦因此成为学界研讨焦点。饶有意味的是，商业性元素为这股潮流奠定的时尚基调，一方面为专业作家的怀旧书写带来了传播的契机，同时亦为精英叙事构建了更为复杂的解读空间。 1995年，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在《钟山》杂志连载发表，并于次年出版单行本，反响仅限于专业读者群。时隔五年，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殊荣，并随悄然兴起的上海怀旧风潮，迅速跻身于畅销书行列，成为当年中国文学界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然而，王安忆本人在谈及其创作历程时，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对上海的怀旧时尚客观上推动了读者关注写上海故事的小说，其实我在写作时根本没有什么怀旧感，因为我无旧可怀。”② 即此，“怀旧”二字却因王安忆的声明得以凸显。作为典型的严肃文学文本，其如何融合于这座城市怀旧时尚的文化脉络，因之成为值得思索的论题。 《长恨歌》记述一位昔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经历四十年风雨，安然度过当代中国历史变迁的重重关隘，最后却横死于非命的故事。如要为这篇小说取一个题眼，即是一个“旧”字。然而，此“旧”可否与“怀旧”的内蕴合为一辙，却颇需思量。 中国当代都市怀旧现象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渊源上观，可视为国民性“文化寻根”的集体无意识。作为其中重要的支流，“上海怀旧”却又是个中异数，其舍弃了历史纵深的多维度观照，聚焦于上海三四十年代短暂的西方殖民文化语境，希图重现“十里洋场”的声色轮廓。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上海本身所造就的群体文化选择。上海作为国际资本堆砌而成的经济文化空间，其生而为城市的特性，也正在这有限的数十年间塑成。在这怀旧风潮中，各种文化元素如何整合，建构“想象中的上海”，也有耐人寻味之处。 这股热潮兴起于出版界，文学无疑成为其中坚。1996年，上海作家素素的图文散文集《前世今生》③化身怀旧风潮的信号，以文字将旧上海的时尚生活建构于大众的阅读视野。在一年之内，销量近十万册，其反响出人意表。1998-2000年，作家出版社接连出版了作家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以类纪实文学的形式，作者深入老上海的叙事脉络，“寻访散落在街巷中的历史遗迹，回望她不曾经历过的旧日时光”。④资深编辑家、《良友》主编马国亮，以《良友忆旧》⑤为题，视旧上海的时尚杂志为切入点，回首前尘。而程乃珊，则以“地道”的上海人的身份，撰写“上海词典”专栏，并结集为《上海探戈》⑥。这些文字出版物的市场成功，已为佐证，其共同建构了庞大的“怀旧社群”，以集体认同的“认知”(cognitive)面向——“想象”不是“生造”，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⑦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想象”成为了怀旧“认知”的内核。而想象的彼岸则是一个在历史脉络中淡去的文化“乌托邦”，其中蕴藏着“某一整套社会秩序和文化理想”。⑧然在其内里，我们看到的是“世纪末的后殖民情调里它和那些充斥着旗袍、月份牌、黄包车、爵士乐的岁月”⑨。孙甘露对此有过尖锐的批评：我认为那是一个畸形的晚会式的乌托邦话题——它甚至够不上一个反面的乌托邦⑩。这场怀旧运动干将之一的陈丹燕也曾清醒地表示：上海人因此染上了古怪的怀乡病，对永远也不属于他们的西方文明。(11)这种逾越时空的异样的心理归属感，已然超越对文化身份的历史追问，而成为全民化的怀旧文化产业的前提。 90年代的中国都市悄然涌动着一种浓重的怀旧情调，而作为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实之一，与其说，这是一种思潮或潜流，是对急剧推进的现代化、商业化进程的抗拒，不如说，它更多是一种时尚；与其说，它是来自于精英知识分子的书写，不如说，它更多是一脉不无优雅的市声；怀旧的表象“恰当”地成为一种魅人的商品包装，成为一种流行文化。(12) 戴锦华点出了“怀旧”所具有的商品性特质，这也正是当下不少上海本土的知识分子对于这场文化风潮解读的共识。陈村言简意赅地称之为“贩卖旧上海”(13)；而历史学者朱学勤，则从根本上否定其“怀旧”的内蕴，而称之为“作秀，作历史怀旧的秀”。(14)谈及上海著名的怀旧酒吧“1931”(15)，朱学勤说到一件有趣的事：酒吧里挂着一个小马灯，色泽老旧，似乎经历了60年的沧桑，照亮过1931年的种种故事，但事实上，这个型号的马灯，只是“国营企业上海桅灯厂1969年的产品”。(16)一盏马灯，也因此成为旧上海历史被“伪饰”的具象符号。无独有偶，台湾文化人詹宏志提及位于台北市忠孝东路与敦化南路交口的“Fast Lane”，这是一家以宣称“贩卖五十年代”而著称的青少年流行服饰店。而其中“某些商品的例子，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从来就不会生产过这种东西(譬如一只老式麦克风其实是一架收音机)”。(17)对于“历史被玩赏与消费”，詹理解为，“我们可以使用当时的材料，当时的造型，当时的人物，或者我们可以把上述材料放在一起，呈现出一个环境，眼尖的人就说，看哪，那是五十年代！但是，逝者已矣。我们其实不可能真正在八十年代里再造一个五十年代，我们复制的不是时间，而是时代感觉——一组符号所唤起的时间记忆”(18)。商品符号化的呈现与堆砌，“还原”了时代场景。这似乎成为“怀旧”消费的价值内核所在，而消费行为本身也被定义为“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19)。诚如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所言：(消费)不是物品功能的适用或拥有，而是作为不断发出、接收而再生的符码(symbolic code)……物必须成为符号，才能成为被消费的物。(20)而就消费者而言，他们购买商品，并不是真正的需要，也不知道商品的真相……只是一个“拟像”(21)，而此“像”透过大众传播媒体，将其内容传输于各阶层社会成员，促成模式化的经验与价值观，从而达成某种共识。就上海“怀旧”风所折射出的“像”，也正是90年代以降无所不在的“老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