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关文化史、社会史以及社会文化史的讨论持续不断，近年来受西方新文化史①的影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趋向热络。然而社会文化史的论述中，对于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关系的讨论尚不充分，也比较缺乏“新文化史”的视角。因此我想结合对相关学术史的观察，试就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关系谈点感想。 一、西方新文化史中的日常生活 根据彼得·伯克的梳理，文化史的研究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经典”阶段、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的社会史”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史的发现阶段以及“新文化史”阶段。 自1800年至1950年这一时期属于文化史的“经典”时代，此时的文化史家们关注的是经典作品——也就是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学科中杰出作品的“典范”——的历史。文化史学家特别关注不同艺术类别之间的关联。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描述了他所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文学、哲学乃至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主义、竞争意识、自我意识和现代性。赫伊津哈在《中世纪之秋》讨论了诸如骑士风度那样的生活理想，也讨论了衰落感之类的主题，还有象征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艺术和思想中的地位，以及诸如对死亡的恐惧等这样一些情绪。该书把形式或行为规范放在中心位置上。不过，赫伊津哈曾经写道：“如果我们看不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怎么能形成对那个时代的想法呢？假如只能给出一些概括的描述，我们只不过造就了一片荒漠并把它叫做历史而已。”②他在这里强调了人的生活对于文化的重要性。 在“艺术的社会史”阶段，经历了从社会学到艺术史的演进。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为经济变化做出文化的解释。其后，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里亚斯《文明的进程》(1936)研究了餐桌礼仪的历史，以便揭示西欧宫廷内自我控制或情绪控制的渐次发展过程。德国式的文化史研究中，阿比·瓦尔堡关注古典传统及其漫长的转变过程，探讨了文化的或概念的图式或公式，如表达特定感情的手势。德国的上述研究影响了美国、英国的文化史研究。 “大众文化”的概念来源于18世纪后期的德国，当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发现民谣、民间故事、舞蹈、礼仪、艺术品和手制工艺品。古典学者、民俗学者、人类学者一直关注大众文化的历史，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批职业历史学家转向对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诞生了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该书探讨了大众文化对阶级形成的地位。“大众文化”的概念也引起争议，焦点是是否包含精英文化，如何统合二者对于文化史研究十分必要。倒是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具有更大包容性与伸缩性。“人类学关注日常生活，关注劳动分工相对不发达的社会，从而推动了‘文化’一词的广义用法。”③正是这种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使得文化史学家以两个孪生式的运动“历史人类学”、“新文化史”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文化史的实践出现了一个最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朝人类学研究方法转向。”④在人类学家看来，“一种文化离我们越远，我们就越容易将它的日常生活当做研究对象来对待。”⑤借鉴人类学的历史学家因而也就会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借鉴人类学家广义的文化概念，探索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家也会关注艺术和文学的的符号学研究。历史人类学者特别关注人类学家的一些著作，如马塞尔·莫斯的礼物研究、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得的巫术研究、玛丽·道格拉斯的纯洁研究、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巴厘岛斗鸡研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研究。把社会生活作为戏剧化表演分析，在具有历史人类学色彩的文化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碰撞，也促成了“微观史学”的兴起，在意大利尤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诞生了两部微观史学的代表作，埃曼纽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1976)。 “新文化史”一词的使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之“新”在于其为了将“文化”“区别于思想史，亦即主张把研究重点放在心态、预设或情感上，而不是放在观念或者思想体系上。”⑥同时，也用来区别于社会史。语言史、宗教实践、旅游史、收藏史都是实践历史学的领域，而科学史朝着日常生活实践方向的转变更加明显，最受欢迎的实践史学则是阅读史。“表象”是新文化史的核心概念之一，认为图像和文本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或摹仿，与此相关的记忆史盛行。一些文化史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转向物质文化研究，探讨食衣住的符号性而不仅仅是消费的历史。新文化史日益繁荣的是身体史，它是从医疗社会史中发展出来的，但文学艺术与社会学、人类学家的加入拓宽了视野。 借助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的研究，我们概述了包括“新文化史”在内的西方文化史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文化史与社会史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当大众文化研究兴起后，作为大众的社会与文化合流，而历史人类学、新文化史都是以作为社会构成的人为依托的，所以“新文化史”包括社会与文化，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可用社会文化史代替。早在1999年彼得·伯克访问我国华东师大历史系，演讲题目是《西方新社会文化史》，指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它常被视为更广义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即将“新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等同⑦，或者干脆称之为“新社会文化史”⑧。 不仅如此，日常生活也贯穿于文化史的学术关怀之中。早在文化史的“经典”时代，赫伊津哈就提醒人们对于文化要关注“生活在其中的人”。“在德国和荷兰，新文化史被嫁接在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的传统之上，更为重视所谓的‘日常生活史’。”⑨特别是大众文化的研究深受人类学的影响，新文化史是从历史人类学中发展起来的，至于新文化史的“实践理论”很大程度上是指日常生活的实践。新文化史在向更多的领域扩大，在战争等政治与军事史的传统主题方面，“却是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加以研究”⑩。因此，日常生活史始终是文化史展示理论与实践的舞台，日常生活史与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史是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