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概念的含混性 不少学者早已意识到，“东亚”概念的形成纯粹是个“现代性事件”，是与“欧洲”乃至“西方”概念相对应而出现的，或毋宁说是在欧洲扩张的压力下所导致的一个“近代想象”，是西方地缘政治形塑出的世界空间图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具有疆域清晰和内涵明确的自足性。如孙歌就曾指出：“亚洲问题难以阐释，还因为它是一个很难实体化的问题，就是说，它不能够归结于无可置疑的地理属性，相反，它常常被利用来讨论与地理属性不直接相关甚至相背离的问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亚洲不是自足的地域概念，而是必须以‘欧洲’作为对立面的意识形态概念，对它的讨论不仅牵涉到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更牵涉到东方内部的霸权问题。”① 汪晖在处理“亚洲想象的谱系”时，也同样注意到了近代亚洲概念的形成与欧洲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有着内在的联系。正如欧洲概念与近代“西方”概念密切相关一样，亚洲概念与“东方”的概念也有某种共生关系，而促成这两组概念发生相互联系的则是欧洲人的历史观念。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话语内在于欧洲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叙述，并为殖民者和革命者制定他们截然相反的历史蓝图提供了相近的叙述框架。②一位日本学者也认为：“亚洲全体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具有统一性的欧洲是实在的，而具有统一性的亚洲却是非实在的。如果亚洲有共通的意识，那也是这近百年间的事情，它不过是作为对西欧帝国主义的一个反应而出现的。”③ 这几种论述都注意到了“东亚”概念的产生是欧洲近代历史被对象化的一个结果，从“西方”形成的意义上来说，“东亚”或“亚洲”的成立是整个“东方主义”想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变成了验证“西方”步入现代合理性的一个参照。④从“东亚”自身的现代构成过程来看，“东亚”自身的想象不但与“西方”的崛起密切相关，同时，这种关联又与“东亚”内部政治地图与秩序安排的重组并行。部分学者已开始注意从这两个方面处理“东亚”的想象问题，如孙歌研究了日本内部对“亚洲”的想象，汪晖则直接把对“亚洲”的想象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话语和复杂命运相关联，从而注意到了欧洲殖民主义的世界性政治经济霸权对“亚洲”想象的规划作用。 不过如下问题似乎仍然没有解决：近代以来“东亚”认同的基础到底何在？如果说认知“东亚”概念的前提根本就是欧洲形塑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东亚”的认同就完全不具备其内在历史性了吗？如果不具备其内在的“历史性”，我们讨论“东亚”概念时是否也只能在现代民族国家所规定的理论框架里进行？我认为，当“东亚”已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后，仅仅在某个层面上笼统地点明“东亚”概念的形成内在于西方的普遍主义叙述这个现实背景是远远不够的，要理解“东亚”概念与被界定于其中的中日韩三国的复杂关系，还必须要面对至今难以解决的三个层面上的难题： 1.“东亚”所有国家都不得不面对“西方”这个“他者”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这确实是个历史事实，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确认自己的位置时，“东亚”内部的各个地区在形成民族国家时，又不得不依赖于与“西方”冲突时所遭遇和积累起来的复杂多元的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经验往往差异极大，比如日本就没有被“殖民”的经验，中国有被日本与西方进行双重半殖民的经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则有被日本殖民的遭遇。这些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往往决定了“东亚”不同国家在解决内部传统与变革问题时会采取不同态度。而这个关键因素恰恰被忽略了，因为以往学者们的视野总是被以“东亚”为整体对抗西方的本质主义话语描述所遮蔽，比如有些学者往往喜欢以欧洲共同体的形成经验来比附近代“东亚”或“亚洲”的形成过程，希望“东亚”能够作为整体迈向一个类似欧洲共同体的未来。 2.在“东亚”概念被现代政治地理话语建构起来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因素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即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和“华夷秩序”的天下观虽然作为政治“制度”已被瓦解，但其作为“文化观念”形态却仍然隐隐残留着，并不时与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发生微妙的冲突。概括一点说，“东亚”各国同时面临着“去殖民化”与“去中国化”的双重挑战，所谓“去中国化”思潮大致可视为对“华夷秩序”历史遗产的隐形拒斥。“去中国化”在“东亚”各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均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必须进行审慎的区分。 3.“东亚”作为一种“想象”区域的“被殖民”及“反殖民”的经验，往往和“东亚”内部“殖民”与“被殖民”的经验，以及“去殖民”与“去中国”的经验纠缠在一起，如不细加辨析，并在各民族区域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分别加以定位，就会忽略“东亚”内部不同历史经验所形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由于地处“东亚”的不同国家在处理面对西方和面对邻国的关系时，其感情和理念会出现反复摇摆移动的状况，因此“东亚”概念的确认不仅取决于“东亚”内部各民族国家对西方的不同反应方式，各国在西方压力下对自身处境的不同理解及其与邻国连带关系的变化，也同样会导致对“东亚”内涵理解的歧异性。 二、“华夷秩序观”的文化遗留与民族国家理念的冲突及其调适 韩国学者白永瑞曾批评中国学者似乎缺少“亚洲”意识，因此他提倡用“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假设作为讨论东亚问题的基础，即并不认为东亚是一种固定的实体，而把它看成经常在自我省察过程中流动的东西，是基于其思考方式而形成的实践。如果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就会形成考察“自我里的东亚”与“东亚里的自我”的“省察性主体”。“省察性主体”必须在既坚持国民国家又克服国民国家的双重工作中发挥作用。⑤白永瑞的思考基于一个历史事实，即“东亚”的形成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等文明单位独立为一种国民国家的近代历程密不可分，同时这种转换又是建立在十分复杂的传统地区意识和交往结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是对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区性“朝贡体制”的替代方案。国民国家的成立的确给这些旧有的文明单位带来了富强和繁荣，同时也摧毁了原有文明框架下的秩序和安宁，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相互伤害。因此要建立新的“东亚意识”本身就面临两难：如果要谈“东亚”意识，似乎只能在民族国家划分好的边界和被赋予的内涵之内讨论认同问题，因为“东亚”的当代边界就是由此框架所规定的；但如果无所批判地拘泥于这样一种框架之内，就必然会无意识地认可西方所规定的秩序安排和游戏规则，由于这样做缺乏历史感，必然无法通过对历史的反思真正建立起超越性的“亚洲”意识。反过来，如果完全不顾民族国家的既定框架，仅仅以怀旧的方式试图复原历史上的前近代状态，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因此，如何在承认国民国家意识作为支配性逻辑的前提下，把对历史认知的批判性反思容纳在内，也许是我们更有能力理解“东亚”意识的关键。所谓“对历史的批判性反思”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视角：对当代学界鼓吹儒学中心论，乃至过度自恋式地因袭“朝贡体系”思维的批评；对利用“脱亚论”发动近代变革和侵略战争，从而导致邻国受到严重伤害的过程进行批判性反思，以及对东亚“内部殖民化”后果及其克服方案进行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