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主持人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系著名学者艾森斯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1923-2010)实施了他的多元现代性研究。他要考察的问题是：现代性是多元的吗？源于轴心时代的西方现代性是全球依循的统一模式吗？结果他发现现代性并非一种模式，多元现代性乃是多样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复杂的集体认同之建构。今天，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已是一种协商性的共识，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现代性正在被人们从多维角度加以描述。这里刊出艾森斯塔特的一篇论纲性的文章，集中反映了他多年思考的结晶，文章讨论了多元现代性理论的内涵、发展和诸多复杂层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艾森斯塔特力主一种新的多元性范式，告别了古典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同时也解构了西方/非西方、普世论/特异论等二元对立模式。(周宪) 多元现代性的意涵 1 我的主要观点是，当代舞台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和接触，并不是文化间的对话，而是有关现代性的不同诠释之间的对话。而且，这种诠释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诠释，因此，按照文化发展的持续性和多元现代性的易变性来理解这种态势，最好不过了。 多元现代性的观念，跟多数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观点截然不同，尤其是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常流行的诸种现代化理论，以及那种认为传统社会将会趋同化一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现代性的文化方案就像其在欧洲的发展情况一样，而且与之相连而形成的基本制度架构最终将君临所有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社会和已然是现代化的社会。多元现代性也不同意近期关于当代世界的两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即福山(F.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S.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 与所有这些观点不同，多元现代性观认为，理解当代世界的最佳方式——事实上就是解释现代性的历史——是把它看成多元现代性文化模式和文化方案的持续构建与重建的故事。①同时，“多元现代性”这一术语最为重要的意涵是，现代性与西方化并非完全一致，现代性的西方模式并非唯一“本真的”(authentic)现代性，尽管它们享有历史的优先性，并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基本参照。 多元现代性观包含某些有关现代性本质的假设。首要的一点就是，现代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具有特定的制度和文化特征。据此观点，现代性之核心是有关世界的一种或多种阐释模式的体现与发展，或者用加斯托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象”(imaginaire)的体现——实际上也就是本体论图景，或一种特定文化方案的体现，它与一套或数套新的制度形态的发展相结合，无法预料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是最核心的特性。 这种文明，即所谓的特定的文化方案，以其制度性内涵，初在西欧形成，渐次扩张到欧洲的其他部分与美洲大陆，进而再席卷全球，不断改变着文化与制度模式。可以说，文化与制度模式的不断变化，对内在于特定的现代性预设之中的核心属性提出了挑战，也给出了新的可能性。 现代性的文化与政治方案 2 正如它最初在西方(西欧和中欧)的发展情形一样，即现代规划(现代性的文化与政治方案)包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预设与制度前提。它引起了人类能动性(自主性和时间之流中的方位感)的某些特定转向。它持有这样的未来观，即通过人类的自主能动性，或者通过历史的进程，有望实现的各种可能性是开放的。这种方案的核心在于，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预设与合法性，再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了。围绕基础本体论预设，遵循关于社会本身之权威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即便是这一方案最激进的批评者都具有这种意识。 韦伯关于这一方案的核心要义作了最精当的论述。诚如费边(James D.Faubian)论述韦伯现代性观念时所说，“韦伯从对‘伦理公设’的某种解构中，发现了现代性的存在阈限，这一伦理公设认为，世界是上帝命定的，因而是有意义的和伦理取向的宇宙。” 韦伯断言的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他的断言中推导出如下论点：只有在神意预定的、命中注定的宇宙之合法性降低时，现代性才会在自己的领域内过属于自己的主日(epiphany)。仅仅当事先设定的宇宙的合法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议时，才会有现代性的出现，才会有这种或那种现代性的来临，反现代者拒绝这种非议……但仍然坚信宇宙的合法性。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命题：其一，无论如何，形形色色的现代性都是对同一存在问题的回应。其二，也无论如何，虽然是对有关问题的反应，但各色现代性对这些问题的触动是无关痛痒的，有关生活与实践的明确表述既没有超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否认这个问题，甚至服从这个问题。② 正是因为所有这些回应对问题没有触动这一事实，所以，从现代性方案中发展出来的反思性超出了现于轴心文明中的反思性。现代方案中产生的反思性，不仅仅关注流行于特定社会中的超验观(transcendental vision)和基础本体论可能有哪些不同的理解，也质疑与这些观念和制度模式相关的给定性(givenness)。它产生这样的意识：存在多元的观念与模式，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关系。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