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理性传统中实现理性化使命 ——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型 刘清平（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1.37~42 西方文化以“理性”精神为主导，其率先步入现代化也与这种理性精神的普遍贯彻密不可分。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则以“情理”精神尤其是儒家的“血亲情理”为主导。由于两者之间的深度差异和张力冲突，中国社会如何在情理性的文化传统中完成理性化的历史使命，如何在肯定西方理性精神的现代意义的同时发挥中国情理精神的前现代-后现代意义，我们有必要通过“后儒家”的构想，探讨一条把传统的情理价值观加以现代化，以达成两种精神内在统一的可行途径。这里我们所提倡的是“后儒家”而不是“新儒家”，因为后者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儒家”所坚持的“血亲情理”精神，因而无法真正有助于完成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转型。当然，“后儒家”要想真正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途径，就应以一种兼有包容性和批判性的态度，通过“和而不同”的对话交流，充分肯定和积极汲取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帮助人们真正确立起现代人必备的科学意识和公民意识。毋庸置疑，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型，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展开，“后儒家”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一种途径。 西方文化转型的历程：信仰与理性关系的辩证演进 赵林 （澳门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江海学刊》，2012.1.35~41 众所周知，西方首先开始了由中世纪向近现代的转变，然后通过18世纪的殖民化或全球化的浪潮，把东方的很多古老文明带入到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近代西方文化变革的时代背景：1、15、16世纪，西方天主教会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危机，但是新的文化还没有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2、西方的二元政治结构，即教会和王权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教俗之争。唯有宗教改革运动才是西方文化改革的真正开端。宗教改革运动本身具有一种吊诡性：改革者的目的是非常保守的，他们只是想回到中世纪早期，回到一个比较纯真的早期基督教状态，但是无意中却打开了一个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新世界，推动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试论徽州文化的文化地理外向扩散与有机保护 张祖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44~53 文章以徽商为着眼点，着重探讨了徽州文化发展与地域扩散间的相互关系。空间扩散表现为两种情形，从徽商文化外向扩散角度而言，汉民族于东晋南朝、唐末五代和两宋之交南下移民，与南方土著融合，共同开发徽州，使徽州得以崛起。明清时期徽商历经发展、买卖货物，逐渐演变成一个显著性的地域商人团体。为使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相结合、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文章最后提出了关于保护徽州文化的几点建议和讨论：第一，积极申报徽州相应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如何规避旅游过度商业化的问题；第三，建立与实践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从大尺度上探索徽州文化有机保护问题。 摩睺罗与宋代七夕风俗的西域渊源 刘宗迪（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民俗研究》，2012.1.67~97 本文比较宋代七夕风俗与古代西亚哀悼塔穆兹（阿多尼斯）风俗，证明宋代七夕崇拜摩睺罗的风俗并非源于印度，而是来自更为遥远的西亚和更为古老的巴比伦。古巴比伦人在万物盛极而衰的夏至之际悼念植物和谷物之神塔穆兹的风俗，在上古时期传遍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在希伯来旧约以及古希腊文献中都有记载。此种风俗随波斯人的统治传入中亚粟特国家，演变为（汉历）七月初一至初七历时七天的“哭神儿节”。隋朝韦节于公元605年出使康国亲历其事，并在《西蕃记》一书中记载。此种风俗在中古时期随入华的粟特人和祆教风俗传入中国。因其在节日风俗上与七夕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在节期恰好也是七月初七，因此逐渐融入七夕风俗，使宋代的七夕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异域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