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通过正式形成共同记忆，记忆政治在塑造民族国家和使社会成为共同体方面一直是一种重要手段。其传统的媒介是书、艺术、纪念碑、象征符号、博物馆以及公共仪式。在现代，当工业社会和民族国家“冷冰冰”的系统需要被一种“温暖的”充满感情的叙事，一种集体的“我们”形象和传说所支撑和帮助的时候，就从19世纪的欧洲开始产生了一种共同体的观念，它以歌曲、英雄、纪念碑和民俗为基础，可以“激发”民族国家认同和归属的感觉。 “记忆政治”总是代表着一种特别的思想政权，一种思想统治。这意味着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合法化与霸权政策的策略，另一方面，总是有一种对可信性、对所谓的大众作者权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体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思想运动。这意味着，一定有社会团体会积极地参与塑造和宣传这些记忆，这就是为什么集体记忆从来不能以一种纯粹编造的方式发明出来的原因。因为文化的可信性是基于知识和传统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俗学家和民族学家在重构和重新发明“真正的”传统方面总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原因。搜寻、记录这种对“自己”历史的看法，然后将其铭刻在人们的头脑里，就是他们/我们的任务。学者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和民族性的语汇，但是至少作为共同的、民族的“我们的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包装。 以上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概括和我对于“集体记忆”这个经典概念的解释。今天，基于经验，我将就此一话题提出几点想法，我认为集体记忆现在愈发随变动的“全球”情境而变化。我的想法主要关注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从回顾的角度，是1989年之后的一些民族国家与欧洲集体记忆的形式，可以说是传统的形式；另一方面，是记忆政治全球化的新趋势。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趋势已在全球蔓延，无论欧洲、亚洲或美洲。它们通过新的文化形式如互联网，传达着新的信息——往往是族群的和原教旨主义的。 所以至少我的印象和假设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视觉政治和形象政治中一个新的、根本性的“偶像转向”。这个转向在“记忆技术”和记忆的集体实践方面，都创造了新的情境。这与族群和宗教政治的发展也有部分关系，特别是伊斯兰和基督教的“视觉政治”，这就是“偶像战争”的话题所指涉的。 民族国家的与欧洲的 澄清一下：在历史的背景下，我们迄今为止研究的集体记忆的政治主要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进行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无论是欧洲还是在后殖民的亚洲或在美洲，“民族国家记忆”体现了所有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型。所有民族国家的身份政治，从18世纪晚期直至当代，都勾勒出了一种自我的集体形象：一方面，民族和不同族群的形象，必须看上去具有历史的可信度而且有文化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形象必须同时具有两方面的效果，即对内的政治融合和对外的政治区分。因为民族国家的身份政治总是试图意味着内部的集体化，这一集体化根本上依赖于它的对外关系，依赖于有关外部敌人的观念和威胁情境的存在与否。它要求一个界限分明的、对立的“自我”和“他者”。 一般而言，集体化根据文化特点来进行划分，然后这些文化特点就成为本质性的，比如世系、语言、宗教、思维方式和服饰。因此，民族国家的和族群的集体化主要是通过“文化主义”的策略和方式来完成的。因为“文化”代表了一种历史和思想的“资本”，这至少是无可争议的，而且它总是可以被调整、被改造一新地去适应集体行动的蓝图。在这里，划出边界的能力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社会内部的边界是对异质文化的边界，国家间的边界是对外国社会与势力的边界。我们知道，这一“边界范式”对于欧洲来说是个格外重要的观点，因为它在道德合法性和“差异”的文化观念化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很难以一种真正无边界的方式来思考具体的社会与社会秩序的概念，“边界思维”的消失似乎比边界卫兵和国家边界地图的消失要慢得多。 一方面，这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国家记忆始终是欧洲“记忆文化”的一部分。记忆文化这个概念指的是“高雅文化”的传统：从人文学科到文学，从艺术到音乐，从古典希腊到现代。它还创造了明确的典型场所：博物馆作为“代表性”收藏的代表性建筑。欧洲精英们总是毫无例外地执着于这个“基督教—西方的文明”工程，因为以这种方式，通过它的社会秩序和历史形象，他们就帮助塑造了这样一个欧洲。作为欧洲身份认同的“工程师”，他们反复地以政治、科学和艺术的实践来“发明”这一欧洲。 在另一方面，精英们依然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构建者，因此他们谋求牢固的国家秩序和稳定的族群、宗教社会结构。以这样的方式，民族国家同时代表了所有的一切：它既是世系意义上的共同体也是运转的共同体，既是一个防卫的共同体也是一个价值共同体，而且往往有共同的宗教。 欧洲作为整体所能提供的身份认同，因之永远不能和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相竞争。没有自己的经济力量，不能提供社会福利，没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能力，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欧洲仍然只是一个脆弱的幻想。很明显，直到战后非常长的时期，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记忆主导了纪念的基本景观。但是，到了今天，战后这个时期的记忆技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纪念方式，看上去丧失了它的有效性。近些年来，政治权力的的平衡点似乎慢慢地从民族国家转向欧洲。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提倡的欧洲化的欧洲当然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布鲁塞尔权威们的政治能力和物质资源的集中，都有效地改变了策略框架。我们现在看上去能够以新的方式来理解民族国家的身份政治，把它作为欧洲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