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1-0081-06 引言：阅读和阶级 英语世界的许多人把中产阶级视为他们眼中现代性、民主和自由(理念)的发动者与保证人。对待从权威主义转型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比如有关中国的例子时，他们的理解更是如此。但是，关于中产阶级是一种普遍现象的假设在中国几乎必然要引起异议且肯定需要更深入的观念性考察。 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用社会-经济学的术语，他们被定义为“中等市场”(中产阶级)①；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企业家、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经理人②；但如何定义他们呢，是根据他们的品味与期望值，还是依据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谁是中国改革潮中的都市精英，他们将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选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问题回响于关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不同主张的当代论争之中；从作为地方领导所拥有的正式权力，到作为一支年轻而富有才华的专业队伍所具有的不断增长中的影响力，他们的工作跨出了汉语界并逐渐进入到英语世界。 然而，这一大堆的问题和断言要求我们追问一个根本性的复杂问题，阶级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在这种社会里，民族与国家被投入到快速的国际化进程中，但同时也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对中国“精神文明”及“文明工作”(cultural spirituality(jingshen wenming)and 'civilisation work'(wenming gongzuo))之根本性作用的强调。特别是，我们需要审查自觉的中产阶级的“审美”或“品味结构”，它源自配有插图的“阅读”(reading)和“看读”(looking at)活动，尤其是这些出版物被设计成自我完善和与人区隔的指南、或被视为儿童教育简章和被用作旅行参考和旅游业的广告宣传等。 我们因此会提出疑问，这种新的“中产阶级”区隔或品味是否意味着似曾相识的国际精英的最新发展？或者，他们是否代表一种新的中国国内认同的第一波激流，而反过来又可能在亚太地区经济文化中导致重大转变呢？又或者，如果我们盲目复述许多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普通中国人(也有许多并未受益)的共同说法，中产阶级就是指由那些仅仅感觉“比以前更富”的人所形成的语义学上的(semantic)和政治管理组织意义上的观念吗？ 比以前更富有 过去的25年里，中国的经济革命已经导致了深刻的变化。其中许多是社会和文化特性的改变。它们显著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大规模整顿当中：都市化和强迫性迁居、大规模的国内移民与工业、农业及军事重组(Donald and Benewick，2005)。当然，也存在着另外的变化标志，它表明至少在最富有的省、市和人群中实现稳定是可能的。这些标志包括个人财富的增长(特别是根据政府2004年3月的声明：个人土地所有制现已被允许)、不断增多的世界传媒工具与先进的通信系统(Lee，2003)、国外旅游签证的放松、中国文化创新产业和奢侈品市场(J.Wang，1996，2004)的发展以及为优越的独生子女创办的私人教育的激增(Lin，1999)。 当前，创造财富是个人和家庭的主要目标，然而，入党仍然会得到高度的赞扬，但它常常是因为工作职业的原因而非源自纯粹的政治进步要求(Gore，2000，135)。甚至连小城镇也渴望表现出它们的人口“质量”(社会素质)与国际投资者的要求是相称的(Anagnost，1997，76-80)。此外，新富者和中等收入者(中产阶级)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市场和人口基础；而且他们的行动与政党国家的优先发展战略保持一致。与此同时，那些比以前富有但并未足够富裕的少数人在“京漂族”的戏谑中反映出来(reflected in the joke going round Beijing)。中国的政策经常利用数字来进行宣传：“三个代表”就是2000年由江泽民提出来的新词汇，意指中国共产党即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大众等三个方面的代表。现在，不太正式的“三大困难”(three difficults)的说法被用来指称购房、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出现的、远远超出许多中等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并使得他们无法维持那种允许奢侈消费超前于基础设施的成本结构等等不良现象。 无需奇怪，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现在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于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社会情况(Brugger and Kelly 1990；Goodman 1994)，也不同于1976年以前可获得的特权和权力的实际情形(Walder 1994)。将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严格区分并在实际上进一步对干部和城市赋予特权的时代大体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城市居住权和党的影响力保留了下来，甚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为了能正确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情况，他们的社会经济潜力与新的切实的分类描述理论亟需得到确立。 但是，如果它仅仅被设想为由于市场、国际化国内改革所导致的“自然”过程(Glassman 1991；Hsiao 1993)的话，社会分层情况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就易遭误解。正如罗宾逊和古德曼所言(Robison，Goodman 1996，8-9)，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中国中等市场的消费者将追随新自由主义和温和的市民社会的路径(Rodan 1998)。的确，他们在历史上作为一个集团的偶然出现表明的是别一意味：中国中等收入消费者阶层或“新富”的成长(Fan 2000)与历史上在自由政治经济制度中所理解的中产阶级的诞生并不是一回事(Buckley 1999)。此外，普通的中等收入专业人员和企业人士过于依靠国家的安全和政党的影响力，以致于没有任何兴趣进行会危害他/她的经济和社会前程(Goodman 1996；Rodan 1996)的政治活动或言论上的冒险。在中国存在异议和有组织的反对时易于产生宗教民粹主义(religious populism)(Perry 2002)，或者会引起低收入工人(Lee 2003)、生存环境恶劣者(Jing 2003)和失业者(Z.Wang 2003)的不满情绪。对新自由民主的期望仅局限于相对较小的知识分子团体(C H.Wang 2003)和对大众文化的置疑中(Link，2002)。当然，也有一些个人抗议土地掠夺、发展的环境代价以及危险的食品生产管理体制。同世界上其他积极活动分子一样，这些人只占总人口数中极小的百分比。这里没有或仍没有出现与英国类似的有机食品运动或像澳大利亚“荒野社会”(the Wilderness Society)那样的以“拯救森林”为目标的环保团体。然而，中产阶级，或准确地说，那些收入可实现或趋近于其期望值的人，并不必然会在财富、新的生活标准和由欧洲自由哲学认定的获得权力的民主途径之间建立起哈贝马斯式的联系。而对一些人而言，“三大困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成其为困难。北京香山高级社区超过一半的居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这种情况是北京中心地段以外景顺路(Jingshun Road)几处豪华住宅区的典型特征：它由一家新加坡的管理公司共同拥有，以配备社区全套便利设施为荣：“俱乐部”、“游泳池”、“园艺师”和引进的国外知名学校，包括其中最有名望的设在住宅区和附近校园里的涵括12个年级的达利奇学院(the k-12 Dulwich College)。早晨，孩子们乘坐直达班车上学。居民们承认，中国人大体上倾向于隐瞒他们的商业财富，对大额物产采用有安全保障的现金支付手段。北京香山区居民以雇佣训练有素的新加坡保安而自得。附近开发区的更新且更有名望的买主还享有英国的包括进入住宅区的全套指纹认证系统的安全装备。因此，当一些人满足于“比以前更富”时，另一些人则组成了不同的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