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如何重新叙述并构造“中国”认同，变成了一个广受瞩目的文化与政治议题。这一议题的提出，源自特定的历史契机，即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及其政治地位的改变，和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国内外不同力量介入的“中国模式”讨论即为其中突出的一例。不过，“契机”某种程度也是“危机”的显现，它意味着曾有的中国叙述开始面临不同程度的质询。比如以西方现代性规范为导向的启蒙主义叙述，比如冷战式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叙述，以及民族主义的中国叙述，这些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曾主导中国认同的叙述方式，已经难以整合起全球化处境下的中国社会。“中国”叙述的难题源自中国历史与现实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叙述”行为本身，不仅意味着如何“描述”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包含着如何“引导”社会发展方向，如何应对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全球化”的复杂格局中，在社会认同发生激烈分化的情形下，如何叙述中国必然是不同政治与文化力量介入的场域。本文并不打算全面地讨论所有的中国叙述，而是集中分析国内知识界的一种叙述形态，即在“文化自觉”这一基本诉求下展开的中国叙述。 作为一个表述群的“文化自觉”论 “文化自觉”这一说法，最早是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多次谈话、演讲中提出的。其中，“文化”用以描述“人造的人文世界”(《从反思到文化自觉》)，这个人文世界是一个“复合的整体，由各项相关联的社会制度结合而成”(《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自觉”首先针对的是一种“不自觉”状态：“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认、去认识、去解释，那是不自觉的文化”(《开创学术新风气》)。所谓“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人们常常于日常生活与行动中实践某种文化，但却缺乏“自知之明”。将“行动”(或实践)转化为理性认知，从“行而不知”到“知而行之”，被费孝通解释为“从实求知”的基本内容(《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 费孝通强调“文化自觉”不同于“全盘西化”与“坚守传统”，这种关于自身文化的认知活动的实践目标，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一诉求在1990年代后的中国语境中作为一个自觉的理论范畴提出来，则是想“表达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由于“世界各地多种文化的接触引起了人类心态的诸多反应”，因此需要对自身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共存的格局做出自觉思考(《文化三论》)。这也就使得“文化自觉”同时还包含了对全球文化秩序的一种新构想：“费孝通先生读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文化自觉’与之对垒，认为冲突背后有一种秩序，这个秩序也是理想，可以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来理解与期待。”(王铭铭：《“中间圈”——费孝通、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收入《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三联书店，2007年)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论述，包含了从个体到时代的不同层面的思考，是基于个人的学术反思，而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和多族群生存状态的理论描述。这一说法成了2004年成立的“中国文化论坛”的基本宗旨，并将其拓展至关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认知这一普遍的理论实践层面。
2011年夏天，中国西部仍保留着传统农耕生产方式 “中国文化论坛”由周凯旋、董秀玉任理事会理事长，其理事包括陈来、陈春声、甘阳、黄平、刘小枫、童世骏、王晓明、王绍光、汪晖、余永定、苏力等人。论坛希望回应的基本问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而其基本宗旨，则是“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在这一意义上，费孝通阐述的“文化自觉”被认为准确地传递了论坛的基本思考：“‘文化自觉’这一命题中的‘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中的方方面面；这一命题中的‘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中国文化论坛”的具体工作，是聚集各学科的学者，“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每年就某一具体问题举行一次或两次年度论坛和多次小型讨论会”。年度论坛提出并讨论的话题，如“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孔子与当代中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着“文化自觉”这一核心命题展开(会议论文均结集由三联书店2006-2009年间出版)。在中国文化论坛名下召开的小型研讨会，影响较大的则有由王铭铭、汪晖主持的“区域、民族与中国历史的叙述”，力图以“区域”与“民族”这两个核心范畴，重新整合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某种程度上，汪晖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文章，如《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等(均收入《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铭铭的重要著作《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等，也与论坛及其形成的讨论圈之间形成了互动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