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化批评的文体政治学 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探索与争鸣》，2011.7.66~70 中国当前文化批评呈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大众传媒时代批评的狂欢映衬出立场反思和社会批判的双重失落。重建文化批评的问题政治，不仅仅要依托现代公共领域言说策略，更要坚持“总体性批判”，通过深刻理解当前社会的整体政治现实，在局部的领域中建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批评，即倡导一种“震惊体语言批评”，力求采取轰动效应、震惊效果和多重立场来实现文化批评的政治目标。任何一种文化批评，就其文体政治的图谱而言，都要内在地将自己置身于“历史的星空”中，或者说文学批评乃是一种建立复杂、断裂的现代社会的星空图谱的文体政治学。在笔者看来，文化批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化和历史化的特定政治形式。震惊体的寓言批评，乃是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条件下使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的批评形式。 公共外交与二战后日本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 ——战略管理与战术选择 武萌，张利军（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日本一桥大学；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部，北京大学历史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6.21~26 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二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二战后日本文化软实力构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逐步实施，摆脱了战争和侵略的形象，较好地应对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摩擦和各种威胁论，发达、环境友好、和平、民主、礼仪等词汇已经成为新的日本形象代名词。具体指：1、战略启动期（1945年—20世纪60年代末）：改变侵略形象，回归国际社会。主要战术选择为：（1）加强国内动员力：公共外交机构改革，完善制度保障。（2）构建文化吸引力和国际吸引力：加入国际组织，开展人文外交。（3）构建国际吸引力和国际动员力：积极开展公关外交。2、战略发展期（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迎战贸易摩擦和经济威胁论，谋求“国际国家”。主要战术有：（1）加强机构改革和制度建设。（2）加强媒体外交。（3）加大公关外交力度。（4）扩大人文外交。3、战略强化和调整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立足亚洲，谋求建立文化软实力强国。主要做法有：（1）继续进行机构改革。（2）继续强化人文外交。（3）重视新媒体技术和形式的作用。（4）开创新形式，“科技外交”浮出水面。从效果来看，日本已基本实现了文化软实力强国的目标，但是就地区而言，本时期日本与中国、韩国等国家的民众情感一路下滑，似乎有将其之前半个世纪的经营付诸东流之势，这是日本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 上海作为方法 ——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 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学术界》，2011.12.5~15 “上海学”经历了因“上海学”（Shanghaiology）的倡导而频发争议到以“上海研究”（Shanghai Studies）为名的多学科共进的过程。但是，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下，“上海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区域研究正在经历着一种自反性的过程。从萨义德对“东方学”的反思到竹内好、沟口雄三、陈光兴等人对“作为方法”的研究路径的探讨，一种反思性的区域研究范式正在形成。为此，我们提出对“上海作为方法”为特点的反思性上海学可能性的探讨。 “上海作为方法”的反思性上海学可能的研究维度有：1、对现有的上海研究进行理论反思，探究其背后的学理依据以及所可能存在的问题。2、对上海作为符号、象征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进行重估。3、上海作为方法，即意味着以中国、亚洲、世界为目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反思上海研究之于中国研究、亚洲研究、世界研究（全球学）的有效性及其限度。 对国外国家软实力理论研究的考察 冯洁，洪俊浩（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美国纽约州大水牛城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当代传播》，2011.6.8~11 软实力“吸引力”的困境：约瑟夫·奈在著作中反复强调软实力是一种吸引的能力，对软实力的描述依赖于影响和吸引这种主观因素。软实力作为能力是通过吸引和说服而不是强迫去做。这个概念本身有很大的困境，以猜测为基础的吸引力，更多的属于个体层面，是否作用于国家是有疑问的。 软实力的衡量问题：软实力取决于其对态度的影响，态度是非常难以估量的。软力量的大多数实证调查大量的依赖于民意调查。然而，调查的工具遭受了严重的不足，包括对问题措辞的极端敏感性、调查中问题的顺序、调查采取的时间等等。因此，表达的意见反映了那些被调查者的根本态度安排的程度有大量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