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问题近年成为中外学界的热点话题①。公共领域作为“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②，在我国学界存在广泛争议，人们很难从思想史、社会史或政治史的单一角度对这一概念作一全面的理解。一般认为，近代公共领域是开放的、可渗透的交往结构和人们日常交往行动中所产生的社会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公共领域”可以看作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通过自由沟通以形成理解或通过商谈以达成妥协的机制或制度化渠道，如团体、俱乐部、新闻、通讯、沙龙、报刊、杂志、学校、剧院、博物馆、讲演场所等由私人构成的非官方组织或机构等，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 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公共领域是否存在确实存在疑问，但公共文化领域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中国的文化产品一直就有“高台教化”的功能，本质上就带有与“学校、报纸和学会”以及“集会、通电”功能相似的公共性传统③，具有教化民众、移风易俗、引导社会风气等政治性或公共性使命。需要指出的是，古代中国的公共娱乐场所不具备价值批判功能，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在中国古代宗法农耕社会中，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被赋予了族群、等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识性功能。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文化消费局限于一个狭窄的圈子，以同乡会、行会、宗族、家族等为单位的集团购买和集团消费是其重要特色，市场化和商品化的程度较低，缺乏个人权利和批判精神。因而尽管中国传统文娱空间面向公众开放，却因价值批判功能的缺位而不具备类似于近代西方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等“公共领域”的典型特征，这一情态在步入近代以后发生了改变。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通过考察1920年代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发现政治精英集团借助于近代公共文化领域实施了极富成效的“唤醒”民众运动。以民族觉醒为导向的文化运动与以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在公共文化领域实现了汇流与协同④。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语境里，近代政治精英集团藉此完成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动员与政治“塑形”。 一、近代中国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与社会动员方式的改变 1840年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近代都市如上海、汉口等出现了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母体内，近代消费文化形态通过各种新式传媒和传播渠道的建立而不断拓展，文化消费突破了传统的以政治或教化功能为主的生产传播格局，日益大众化和娱乐化，而且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商业价值和政治内涵，近代中国社会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步形成。 (一)近代中国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 学者王笛认为“公共空间”即城市中对所有人开放的地方，在公共空间中所进行的人们日常生活即“公共生活”⑤。公共文化空间就应该是开放的供大众进行文化消费和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地方，如剧场、戏院、电影院、舞厅、体育场所、赛马场、公同广场、图书馆、博物馆、通俗教育馆、茶馆、庙会、俱乐部、咖啡馆等场所。本文认为，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基础上形成的“生活世界”和“价值批判领域”即是公共文化领域⑥。本文倾向于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公共文化领域”概念进行界定，从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或合作、制衡或补充等关系特征上讨论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态。在这一意义上，近代公共文化领域通常被视为一种由大众话语权主导的民主活动空间，但同时也作为一个社会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的领域，兼具社会性、文艺性和价值性的特征。近代公共文化领域在形态上包括： 一是近代学校的出现，形成了公共舆论机制。科举制的废除、各种新式学堂的兴起，以及近代小、中、大学教育体制的建立，大众化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必然会导致文化的普及。教育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内容，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并通过塑造泛化的“文化人”而使得文化广泛传播成为可能。现代学校通过学术研究和社会教育逐步成为新思想和社会舆论的源发地(发源地)，成为社会思潮的领导者⑦。 二是新式报刊的大量涌现，形成了公共传播渠道。晚清以来，中国报业大兴。仅上海一地，1901到1911年10年间就出版各类日报和期刊100多种⑧。辛亥革命以后，全国的报纸已达500种，1921年全国共有报刊1134种，其中日报550种，到1927年日报发展到628种。1919年和1922年两年新创办的杂志近百种，1921年全国共有各类期刊584种。报刊一步步地由一种不被理解的新鲜事物逐渐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⑨，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再加上，从晚清开始的大众传媒的“民间化”趋势，民办报刊获得了相对独立性，在政治国家之外逐渐开拓出一个新的自主性社会空间。民办报刊实际成为一种沟通社会民众和政治国家关系的公共文化领域。 三是剧场、戏院、电影院、舞厅、体育场所、赛马场、公园广场、图书馆、博物馆、通俗教育馆等文化娱乐场所在中国的日益普及，以及茶馆、集市庙会等传统娱乐场所的更新变异，形成了都市中公共性文化空间的网络结构。据统计，上海市1931年私立娱乐场所数多达207处⑩。汉口从1899年到1949年共建立了各类茶园、舞台、戏院94所(11)，一般底层市民都可涉足其间。在民国建立后，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个创办博物馆的高潮，1921年，全国大约注册了13个博物馆，到1929年增加至34个，到1934年已达到72个。西方学者认为，这些博物馆的建立，具有培育中国公民社会的功能，“在破除旧的伦理秩序并代之以一种历史进步的秩序方面，它们起了主要作用……博物馆预示着种种进步的觉醒。”“被寄予了凝聚全国性公民社会感的希望。”(12)这些新型文化娱乐场所的出现，推动中国普通民众的社交模式以及由此而出现的社会信息网络产生新的变化，从而形成了都市中新的公共文化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