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已经形成的一个共识是，英国文化研究以大众文化立场批判、颠覆了利维斯派精英主义文化，伟大的传统与经典文学被电影、电视、流行音乐、通俗小说、身体政治、青年亚文化、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等大众文化形式所取代。“目前，我们国内许多倾向威廉斯与利维斯对立起来，似乎威廉斯就是关注大众文化而利维斯就是提倡精英文化。这样黑白分明的对立是否真的存在呢？”[1]我们过于笼统地概括了两者之间的颠覆和割裂关系，而粗暴地忽略了英国文化研究这位“弑父者”在理论发生阶段的学术生存状况，以及它与“文化与文明”传统在理论主题和理论方法上的精神继承。2002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倒闭引起学界对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范式的反思，重新思考和挖掘利维斯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发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有必要的工作，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约翰·斯道雷重新评价两者的关系：“‘文化与文明’传统，特别是利维斯主义，为研究大众文化创造了一个教育空间。”[2](p.34)从利维斯派决定着早期文化研究的发端并影响着其理论模式的构形的情况看，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决裂。 “文化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成形。它是英国文学批判主义的产物，文学批判这一领域在思想社会中起了非常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人文科学的中心，是大学教育的核心，而且创造了英国社会的总体性图景。”[3](p.112)英国文化研究是英国新左派运动的直接产物，它的研究对象却是从利维斯派那里继承来的文化批评的主题，更深的根基是英国的文化批评传统。诞生于19世纪的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一个深层模式就是相信通过文学审美认知而实现教育功能，阅读文学经典实现道德的培养。这个文化批评传统是从浪漫主义文学中萌发的，由柯勒律治、阿诺德形成的“文化与文明”的传统，在20世纪得到新批评和利维斯派的进一步的阐发。 英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具有辉煌和灿烂的历史，英国除了亚历山大·浦柏、菲利普·锡德尼、约翰·德莱顿等古典主义文论家之外，还诞生了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以及雪莱、济慈、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诗人兼文学评论家。这些浪漫派艺术家普遍感受到工业革命带来了“政治、社会、经济的变迁的时代，艺术、艺术家和艺术家社会地位的观念已发生剧烈的变化”[4](p.60)。这种变化表现为，商业化的艺术生产与工业革命社会结构中的“公众”(the public)的出现，“艺术家负载着创造性的想象，自视为‘生活革命’的代理人”[4](p.72)，这些“有教养的少数人”应成为“暴民”的文化教育者，柯勒律治在《教会与国家政体》第五章写道：“国家的长久存在……国家的进步性和个人自由……依赖于一个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的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如果不以教养为基础，不与人类特有的品质和能力同步发展，那么文明本身如果不是一种具有很大腐化作用的影响力，就是一种混乱低劣的善，是疾病的发热，而不是健康的焕发。”[4](p.95)柯勒律治把工业革命带来边沁功利主义和物质化、机器化称为“文明”，这种工业文明是“不健康”的“混乱低劣的善”，所以，需要“教养”把“文明”转为“文化”，因为“文明是抽象的、孤立的、碎片的、机械的和功利的，拘泥于对物质进步的一种愚钝的信念，而文化则是整体的、有机的、美感的、自觉大和记忆的。”[5](p.9)柯勒律治的对文明和文化的区分和对立关系，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的“文化与文明”的传统，“‘文化’的观念是从柯尔律治的那个时代起就确凿地进入到英国的社会思想的”。[4](p.93) 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引论》中考察论证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兴起与宗教的衰落、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道德教化之间的关系，“‘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并不是在大学里制度化的，而是在工程学院、工人的学院和广泛的巡回演讲里制度化的”。“实际上，‘英国文学’的兴起多少有些伴随着‘道德’一词本意的历史变化。”[6](p.49)阿诺德痛心旧传统已然破碎而新传统尚未建立的过渡社会价值失衡和道德滑坡，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希望“推广基督知识协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这个组织，通过“让理性与上帝的意志传播”以消除“无政府状态”[7](p.3)。阿诺德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分为野蛮人(贵族)、非利士人(中产阶级)和群氓(平民)，在批判他们的拜金主义庸俗的同时，为了对抗工业主义所导致的缺乏秩序、准则和无方向感的无政府状态，倡导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回归贵族化和希腊化的文化以提高粗俗的中产阶级修养。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给文化下来这样的定义：文化是甜美、是光明，甜美是艺术，光明是教育，文化因光明而甜美，因甜美而光明；它是我们思想过和言说过的最好的东西，它从根本上说是非功利的，它对完善的研究，它内在于人类的心灵，又为整个社群所共享，它是美和人性的一切构造力量。[8](pp.6-11)文化作为精神生活，是通过文学的审美认知来达成人格的完善，进而论之，达成社会的完善。通过F.D.莫里斯、查尔斯·金斯莱、马丁·阿诺德等人对英国文学传播道德价值的功能定位，英国文学迎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放光彩的时刻。 英国文学学术地位的确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标志是文学研究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并形成了英国文学研究的新批评派和利维斯主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被新兴的竞争对手美国和德国赶超，这引起了英国社会对民族使命感和统一感的迫切需求，人们普遍怀念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有机社会，“伟大的民族诗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人道主义作品让人们认识到蕴含其中的民族统一性，这一切促成人们去重新审视形成有机社会的英国文学的学科定位。遭受轻视的“女性”的、“工人阶级”的和“业余的”英文文学研究，藉由肩负的培养民族统一感的使命进驻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国文学亦由此成为建构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巨大宝库，成为民族文化最好的象征，甚至成为大英帝国殖民开拓的先头部队，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直接组成部分。”[9]在20世纪的20/30年代，进入大学体制后的英国文学，“不仅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而且是最高文明化的追求，是社会构成的精神实质。”[6](p.54)因此，艾略特、利维斯等人确立了“英国文学”这门学科，“英国文学不仅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而且是最富于教育作用的事业”[10](p.39)，“《细察》不仅是一份杂志，而且是一场道德和文化改革运动的中心”[10](p.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