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研究灾疫文化？ ——探求当代灾疫的治本之道 唐代兴（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21~26 自进入21世纪，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当代灾疫，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为全面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必须展开灾疫文化的研究。灾疫文化是人类应对灾疫所形成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实质上是一种人类生存的自救文化，对它进行研究必须以灾疫为对象，围绕灾疫防治而展开，并以当代生境重建、生态家园重建、生态文明建设为追求目标，以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推进低碳社会建设为基本方式。为什么要研究灾疫文化？首先，灾疫文化并不是当代社会的新生文化，而是伴随人类文化而产生的具体的文化形态。灾疫不仅推动科学产生、兴起和发展，也推动了人类社会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其次，当人类进入当代社会，灾疫文化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主要形态。其根本原因是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运动对自然的改造、征服导致了自然的整体失律。灾疫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伴随人类文明而产生并发展的灾疫文化给以理性总结，为当代灾疫防治提供历史经验、方法和智慧。 论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民间立场的缺位 赵科印，季中扬（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求索》，2011.10.67～69 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的现代化，更是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从实际情况来看，新农村文化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意识形态主导的单向度新农村文化建设，由于民间立场的缺位，文化想象的图景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裂痕；现代性话语体系的霸权地位造成了诸多文化创伤。在这种缺位的语境下，乡村文化是以现代文化的“他者”面目出现的，往往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想象的对象。造成民间文化立场缺位的原因很多，以上单向度的文化建构模式是其一。另一主要原因是民间文化自身的松散型结构。再者是作为乡村文化主体的农民没有能力参与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对话。因此，建立意识形态主导的多元文化对话机制，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具体而言：首先，克服单向度思维，加强与民间文化的对话；其次，新农村文化应该是活的文化，参与的文化，而不是文化的化石；再次，乡村不是现代社会的“飞地”，不能脱离现代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的另类。 关系主义视野中的“文化研究” 滕翠钦（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32～135 罗蒂、布尔迪厄等人是关系主义理论源流，但他们对于文化研究的态度与关系主义的并不相同，另外罗蒂、伊格尔顿和布尔迪厄之间对文化研究的评价相当复杂，他们之间的理论路数也有冲突，但这并不能说明关系主义学理混乱，这是关系主义理论本土化的必要表现。关系主义的“文化研究”是在文学研究本质化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的，这是中国特有的理论语境。文学的关系主义化和文学内部审美关系研究的不同在于，后者展示的诸种关系不过是纯粹观念上的，而关系主义的关系则力主文学内部和外部的立体观念。文化研究具备关系主义的各种素质，这些素质具体表现为：第一，本土性。第二，日常性。第三，主体间性。本土性规定了文学行走的社会语境。日常性祛除了理论表述的抽象和矫情，赋予文化研究深刻的历史性。主体间性主要说明人们在不同的关系组合中同时尊重他者的视角以及理论家对自身视角的及时反思。 当代听觉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杨震（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学术论坛》，2011.11.164～168 当今社会，视觉文化的盛行导致听觉被边缘化。听觉不再是人向社会、自然敞开的通道，日益萎缩成私人的事件。现代都市人的听觉文化环境如此恶化，其原因主要是：一、理性至上时代，对知识、科技、理性的极度推崇，导致了视觉中心主义。对人类理性的推崇，导致了对感性维度的轻视。二、工业化、机械化、城市化的急剧发展，使得噪音成为生活的基础音。三、价值混乱，意义丧失，自我中心主义，是听觉萎缩的文化根源。听觉文化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与视觉相比，听觉更是人类的感性生存之维。听觉的萎缩，是人类在感性维度上的文化创造力的萎缩。其次，听觉更具有开放性，与外界更亲密接触。听觉的萎缩，导致的是人类与环境的疏离。再次，听觉文化的状况也反映出社会政治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