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杰洛瑞在《文化资本》一书中提出，文艺复兴以后的近现代西方文学经历了三次重要的经典建构过程：第一次是17—18世纪西方各民族的俗语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由此开始了诸民族文化经典化的过程；第二次是20世纪上半叶至中期，新批评派主张细读文学经典的文本，使之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开放经典”运动，其主旨是挑战既有的西方文学经典，使边缘群体的文学作品经典化。①17世纪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时代，也是西方诸民族国家开始文化资本更新——形成民族语言体系和建构民族文学经典的时代，欧洲启蒙思潮就萌动于此时。这正如罗素所指出的：“就思想见解而言，近代从17世纪开始。”②由于启蒙运动推动西方各国摆脱了贵族和教会文化的思想控制，西方文学的经典谱系才最终完成了向诸国民族文学的裂变，即转变为以不同民族俗语为载体的“国别文学”。因此，17世纪确实是西方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标志了西方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而这也体现了西方文化“单源发育+主干+分枝”的“分体扩散型”(爱琴海文明+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各民族文化扩散)的演变模式。 从发端于意大利城邦的文艺复兴运动到启蒙运动引发的法国大革命之间大约有四百年时间，现代西方诸国的民族主体认同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这段时期内的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催化剂就是中世纪以后逐渐成熟的各民族俗语，而这些民族语言经过俗语文学经典的优化和现代教育体制的规范，逐渐成为民族主体人群求知、思考和交流的工具。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各国的民族俗语书写经典化使得新的民族文化资本积累起来，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下消解了拉丁文化的霸权地位。如果没有西方的启蒙运动，王权政治体制仍将继续，贵族文化秩序不会瓦解，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难以形成，西方诸民族的现代文化转型也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说，17—18世纪的西方诸民族文学经典建构既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各民族现代文化转型的一部分，而民族语言体制化和俗语文学经典化就是其中两个关键性的转变。 一、从“西方”到“诸民族”的文化裂变和转型 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主人公于连因为熟背拉丁文《圣经》而得到修道院长的青睐，并由此开始了他从平民向贵族身份的发迹之旅；但是，他最终没有能够立足于巴黎上流社会，却在贵族和教会的双重打击下失去了个人尊严和性命。于连的悲剧虽然只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一桩“记事”，但却反映出从封建贵族体制到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化过程之漫长、艰巨和曲折。实际上，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数百年间，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过，而是充满了矛盾、动荡、斗争以致革命。也就是在这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文化发生了从“西方”到“诸民族”的分体裂变，而启蒙思潮推动了这种裂变演化为现代各民族国家的文化转型。近来乔纳森·希尔认为，启蒙运动的起源应该上溯至中世纪晚期，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实际发端于1648年欧洲30年战争的结束，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止；但是“许多事例说明了，理性时代至今仍没结束，我们现在仍然置身其中”。③从西方文学的演变进程来看，希尔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从1307年但丁发表《飨宴》介绍科学知识算起，到歌德1790年发表《浮士德片段》探寻“理性王国”，再到当代学者乔姆斯基等人对于启蒙理性的重申，这个长达七百年的西方思想文化史演变过程确实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④也正是在这风云激荡的漫长岁月里，西方各民族国家逐渐摆脱了拉丁文化霸权的控制，先后建立起完整的民族语言体系和各级教育体系，而各民族俗语文学的经典化建构则为各国积累新的民族文化资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发现了“非西方”的伟大文明，促使人们不再从遥远的古代寻找乌托邦的理想社会，而是立足于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变化。“地理的发现与征服也引起了一场欧洲人对语言观念的革命……从此刻开始，古老的神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被迫要在平等的本体立足点上与一大群驳杂的庶民方言竞争对手混处一室”。⑤ 中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标举人性论来挑战天主教会的思想禁锢，但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并没有一次性地完成建立现代社会必须的文化转型。在王权逐渐战胜神权之时，封建贵族专制却在古希腊罗马故土上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政治基础，即贵族+自由民+奴隶的“城邦民主制”社会理想。玛丽·比尔德等人指出：“古代世界中公民的特权生活依靠这些奴隶的劳力，他们没有公民权利，不过是劳力的来源：‘能说话的机器’……公元前5世纪奴隶约占雅典总人口中百分之四十(大约十万人)，公元前1世纪意大利奴隶几达三百万。”⑥这表明，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体制，而16世纪以后的欧洲各君主国似乎在实践着柏拉图“理想国”的最高理想，即建立一个贵族统治的等级制社会。所以，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来挑战天主教会的势力，另一方面却也复兴了古代的贵族和君主专制理念，而这种政治理念正是通过拉丁文化传承下来的。不过，各民族国家的王权在对抗罗马教皇的神权时，打破教会文化霸权与建构民族文化主权的斗争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例如，亨利八世率先通过挑战罗马教皇的神权而巩固了自己的王权：他于1532年自主任命坎特伯雷大主教克朗默，1536年开始全面解散修道院，1538年拆毁托马斯·贝克特神殿。伊丽莎白女王1570年被教皇开除教籍更显示出王权与神权的对立。英国国教兴起之后，英文《圣经》又取代了拉丁文《圣经》，这显示了民族俗语对于拉丁文霸权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意大利，各城邦国从14世纪开始流行民族俗语，16—17世纪西欧各民族语言逐渐成熟，采用各民族语言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在西欧诸国开始逐步建立。在诸国君主与教皇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的背景下，这个漫长的民族语言体制化进程逐步削弱了拉丁文化对于各国语言文化的控制，并为建立新的民族身份和认同符号打下了基础。但丁早在1305年就发表《论俗语》一文，主张用佛罗伦萨的地方俗语来取代拉丁文。他的俗语创作《神曲》为意大利语言和文学奠定了民族文化的基础。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人都是近代西方的“民族诗人”。⑦这种界定其实指出了西方文化史的一个重大分期，即文艺复兴也是“西方”(罗马帝国和罗马教皇“治下”的西方)和“诸民族”(文艺复兴以后兴起的西方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分立和文化裂变的分野。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遵从《君主论》中‘君主’观念的民族君主们一定会与当时欧洲的两种力量发生冲突：教会和帝国。”⑧也正是由于这两种冲突的不断加剧，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分体扩散型”模式在这段时期内逐步形成，而民族语言经过体制化和规范化取代了拉丁文则是这个文化“裂变”的鲜明标志。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在18世纪扩散开来以后，民族观念开始挑战帝国思想，并成了“现代性的构成要素”。⑨在启蒙思潮所传扬的现代社会理想的激励下，欧洲民族国家纷纷崛起，民族俗语文学的体制化推动了各自民族文化的独立和转型。这种文化民族化进程与启蒙运动相呼应，最终完成了西方诸民族文化从“分体裂变”到“民族建构”的曲折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