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的“集体失忆”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正在以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和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宣告着城市社会的来临。然而，中国在跑步进入城市社会并急于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由“城市化急躁症”和“文化短视症”所引发的问题。 一方面，在城市发展的经济大潮中，很多城市片面追求物质文化和城市化率的增长，而忽略了城市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问题。一些城市在旧城改造和危房拆迁中，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采用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于是，在轰隆隆的推土机声中，北京的四合院不见了，上海的石库门消失了，成都的明城墙倒塌了……这种大拆大建的城市开发方式直接导致了很多富有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历史文物、地方民居的破坏乃至消失。城市的楼房越来越高了，马路越来越宽了，广场越来越大了，然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惶惑：这还是我们的城市吗？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陌生？原来充满亲切感的城市哪里去了？ 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城市规划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很多城市并不去认真分析自己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而是一味采用“拿来主义”，不仅城市规划方案完全采用欧美的，就连城市住宅区的命名也跟着开起了“洋荤”，诸如“加州花园”、“东方巴黎”、“迈阿密水岸”、“阳光西班牙”、“新西兰文化花园”、“柏林爱乐”、“路易凯旋宫”、“东方威尼斯花苑”随处可见，置身其中的你一时还真不知道自己到底身在何处。也难怪有人戏称中国城市是“万国城镇”。此外，由于城市规划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城市的“麦当劳化”也日见严重：城市建设完全采用现代商业的标准化生产方式，以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来取代现实生活对城市灵活多变的要求，人类的“造城”运动遂沦落为拙劣的“克隆”伎俩，“千城一面”的现象随之出现：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① 上述“城市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城市记忆和文化认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建设中人为地割裂历史文脉和文化空间的做法导致了城市记忆的丧失，而城市记忆的丧失又导致了城市文化认同危机的产生。 二、城市记忆是一种文化记忆 目前，中国学界关于“城市记忆”的研究刚刚起步，学者们对城市记忆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综合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城市记忆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城市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城市历史文物等在现代城市建设进程中的保护和再利用问题，其内涵基本上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相等同。 界定城市记忆的前提首先是要弄明白城市记忆究竟说的是谁的记忆，亦即谁是记忆的主体。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城市记忆的主体是城市，即把城市作为一个具有人格特征和记忆功能的有机体；二是认为城市记忆的主体是具有群体特征的人。前者如建筑大师阿尔多·罗西。在罗西看来，城市记忆相当于城市意识，“随着时间的演变，城市逐渐成长，同时也具有本身的意识和记忆”。②不过，阿尔多·罗西的出发点仍是把城市看作是“人造物”或“艺术品”，在罗西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城市是人们集体记忆的场所”③的相关表述。因此，罗西所说的“城市意识”或“城市记忆”只不过是一种隐喻。后者所谓的城市记忆是指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群体记忆，它更多地与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社会记忆交织在一起。如克里斯汀·博耶(M.Christine Boyer)的著作《城市的集体记忆》就是把城市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来看待的。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印证了博耶的观点：“在一种确实多元的都市状况里，文化和历史在空间中互动被赋予空间意义，并依照克里斯汀·博耶(Christine Boyer)的说法，联系上“集体记忆的城市。”④中国建筑师、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主任布正伟认为，城市的记忆“就是人们对城市环境及其形态要素所具有的美学特征认同后所产生的集体记忆，其中包括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方面的记忆。也可以说，城市记忆就是城市特色在人们心灵上打下的难以磨灭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烙印”。⑤由此可见，布正伟也是把城市记忆与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通常所说的记忆，一般是指作为个体的人的记忆。那么，是否存在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关于这个问题，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特虽然没有明确肯定社会记忆的存在，但是，从巴特莱特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不难捕捉到他关于社会记忆的思想：“实际上，个体重复回忆的一切过程与社会习俗化过程具有精确的相似性，这是肯定无疑的。”⑥在日常生活中个体的记忆受到其所属的社会群体的习俗、信仰、制度、思维模式等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会不断被同化为个体内在的行为标准，并以一个完全习俗化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固定下来，从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不同的社会群体如家庭、地区、阶级、民族乃至人类整体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他们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记录。显然，这些记录并不是纯粹个人意义上的对某些特定事件的记忆和保存，而是向我们昭示着社会记忆的客观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