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建设中，也许再也没有比城市文化传承问题更引人关注且众说纷纭的了。早在1949年3月，当毛泽东向全党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时，他一方面强调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要预防这种情况。”①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城市不仅仅意味着高楼大厦、机器轰鸣，也意味着霓虹闪烁、物欲诱惑。城市不仅是实现“超英赶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而且也是资产阶级腐朽文化根深蒂固的最后堡垒。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城市文化都被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化的刻板形象和反面教材而成为被改造的对象。从《我们夫妇之间》中男主人公李克对自己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深刻检讨到《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对战斗英雄陈喜不自觉地向“腐朽”的城市生活靠拢的批判，从《上海的早晨》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千万不要记忆》中对青年工人丁少纯在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姚母的影响下走向腐朽堕落的描写，形象地揭示了城市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原罪意识及其当代命运，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反城市文化”②。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基于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仍然无比强大，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人文学术，谨慎地区分城市的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并将由人口的集聚而带来的交往困境、因产品的丰盛而带来的物欲膨胀、因社会的开放而带来的人心孤独作为变革中城市文化的表征。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叶之蓁的《我们的建国巷》中，新买的一台电视机会使原来关系融洽的邻里关系变得生疏甚至刻薄；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中作为农民的陈奂生一方面会因五块钱的高额房费而蓄意报复，而另一方面则将这一经历转化成自我炫耀的资本；即使是颇具现代主义气息的《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城市青年的困惑与不安仍是其叙述的基本动力。在这种“反城市文化”的倾向中，“乡下人”往往成为城市批判的首选视角，“我是农民”往往是许多作家文化身份的认同。 90年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基于文化工业和媒介技术的大众文化日益在城市文化语境中突显。伴随着新写实小说、新市民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这种“反城市文化”的倾向才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改观。尽管仍然有着消费主义的担忧，但是消费的合理性和欲望的合法化已获得了其正面价值；尽管仍然有着宏大叙事消解的危险，但是对日常生活的密集书写已经使个人化写作成为一大批作家认可的姿态。即使在人文学术中也是一样，从席卷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到对“市民社会”问题的关注，从“个人化写作”的讨论到“底层”问题的争鸣，都将自己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城市、城市文化、城市文学之上。尽管其中仍然不乏批判和质疑，但是其中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在于，基于乡村文化的“乡下人”眼光和视角明显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本雅明式的城市“漫游者”姿态。尽管这种“漫游者”姿态对城市始终保持着审慎的距离，但他观看城市的眼光已经完全内化为城市之中，成为城市文化的自省。也就是说，“漫游者”本身就是城市的产物，是“城市中的人群”，③而不是城市的他者。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即便是近年来以农民工为主要创作主体和反映对象的“打工文学”中，农民工问题也是作为城市问题来确立其反思的立场的——作为底层的农民工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不是“返乡”，而是如何真正的“进城”。 与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对城市文化的持久而密切的关注不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文化传承问题才真正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议题。在新一轮的城市竞争中，城市文化建设作为“软实力”日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并被确立为城市建设的核心。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对城市精神的提炼、对城市文化性格的理解成为各个城市文化建设中重要的方面。正是在这种差异化的追求中，城市自身的历史、地域文化的因素才得以受到重视。但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功能布局调整过程中，城市老建筑、街道、里弄的消失、城市历史记忆的淡化和城市民俗工艺的消亡又成为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直到现在，吴良镛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警告的“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的“建设性破坏”现象仍然普遍存在④；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四大怪现状⑤；尽管这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高度重视，但这只是转化为各级“申遗”冲动，少数文化遗产申报的成功并不能挽回更多文化遗产的破败和消亡。正如冯骥才所说的，“进入90年代后，我特别关注在急速现代化与市场化中文化的命运。……如今，现代化的负面造成的生态环境与资源的问题，正在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文化——比如正在被大规模的‘城改’所涤荡的城市的历史文化性格问题，至今依然被漠视着。”⑥其实，无论是对城市文化的重视还是损毁，文化传承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内化到城市发展本身来考虑，而是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美其名曰“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实则将文化视为可有可无的旧抹布，想擦就擦，想扔就扔。 那么，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相敌对吗？很显然，作为对象性的文化形态，那些古建筑、老城厢肯定是破旧不堪了；那些精美的手艺也太费时费力，远远不能满足批量生产和廉价销售的需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移民涌入，使得城市的土著沦为“少数城民”，城市的历史记忆和作为城市民俗的生活方式在青年一代的脑海里无可挽回地被淡忘。同样，作为城市发展的推动者，机构性的城市规划也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任何一条街道的铺设、一个小区的建造、一个商圈的设计都必然带来大量的拆迁，随着旧屋被夷为平地、原住民被迁往别地，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文化都被彻底格式化了。但是，如果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城市文化传承问题，那么，它就将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其实，在城市文化传承的问题上，芒福德视城市为“文化的容器”的观点虽然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但是其间的深意却并未得到真正的认识。芒福德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指出，无论城市类型有多么大的差异，“但它们的体制内容、功能作用却毫无二致。二者都具有凝聚、贮存、更新和传递并进一步发展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社会功能，都能以通过不同社会功能和活动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在时间与空间上扩大人类联系的范围。”⑦在此，芒福德的这一思想为我们讨论城市文化传承问题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应当把城市视为文化传承的积极力量来加以思考。如此，才有可能找到破解城市文化传承问题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