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社会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的集合，自然也包括了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客观化的物质实体。几乎所有关于文化的研究都会涉及其共有性和传承性。共有性，是就共同生活的人群即社会成员而言的，不仅同一群体成员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使用的器物密切相关，他们对事物或行为的对与错、好与坏、可行与不可行也有基本共识；传承性，是就代代相继、绵延不绝的人群共同体即代际成员而言的，传承不仅使得人类的创造物能够代代相传，而且使得每一代都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文化，这为文化变迁奠定了基础。 古往今来，因为时间流逝的一维性，文化传承尤其是物质文化传承都是由父及子，由上代传至下代；下一代会再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技术水平、可得资源和自身需求创造与自己时代相适应的物质文化或器物文明。由此，在器物的制作尤其是使用上，“手把手”教导是父及子、师及徒、上代及下代最为常见的传承方式。近几十年以来，由于迅疾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这种常见的器物文明传承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所称的“文化反哺”即那种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其生活在世的年长一代的新的传承方式，传统代际关系发生断裂，原有教化者(亲代)与被教化者(子代)关系颠覆成为这个特定时代最令人困惑的叙事议题。① 一、社会变迁与叙事背景 人类社会的变迁自古有之，但是变迁成为人类自觉思考的主题却和社会学本身一样，是韦斯特伍德所说的现代性的产儿。②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的主要成就和基本规则来自17世纪到20世纪的那场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迁。而对变革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就是西方或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提出，应该努力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转化为学术，否则“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③研究文化反哺即通过代际关系变化反观中国社会巨大变迁正是这种尝试。 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来越大。④最近几十年来，新信息技术革命以闪电般的速度席卷整个世界，这一切造就了全新变化；玛格丽特·米德40年前就意识到：在急剧的社会变迁面前，年长一代的经验可能失去传喻的价值，一种被她称为“后喻文化”的传承方式开始出现。⑤ 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加之同样巨大的全球化浪潮，使中国社会卷入前所未有的急速变迁中。社会变迁及促成这场大规模变迁的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是讨论文化反哺及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叙事背景。显然，变迁既带来了GDP的高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规模的缩小或父系父权家庭制度的式微，也带来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嬗变，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及其变迁。⑥ 为说明中国社会代际关系自1978年以来的变化，尤其论证作为新的代际传承方式——“文化反哺”现象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及其社会意义，2003年后我们陆续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重庆五大城市对数十个家庭进行了深入访谈。与1998年的访谈一样，⑦为了给予参与者以有益的刺激，从而获得更多的亲子互动细节，以及有效抑制双亲因自我尊严的考虑而产生的过分严肃，调动子代积极性，我们采用了“典型小组访谈法”，⑧即将那些在亲子互动方面富有特色的若干家庭组合在一起进行访谈，以打破单个访谈经常可能出现的“沉闷”。⑨现在看来，从1个家庭到2个或3个家庭的变化，不仅是量的增长，其间也发生了质的改变。2个或3个家庭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某种有利于人们相互刺激的“突生”(emergent)性质。为叙事方便，用B、S、N、G、C分别代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重庆五大城市；再用26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不同城市的不同家庭，而每家的父亲以F(Father)、母亲以M(Mother)、儿子以B(Boy)、女儿以G(Girl)、孩子们的老师以T(Teacher)来表示。如，北京的C家庭写作BC，其父亲写作BCF。另外，考虑到1995年在北京“浙江村”和1998年在南京两度进行的访谈个案有继续讨论的价值，也会回溯这些个案。虽然访谈涉及与文化反哺及其社会意义相关的方方面面，但本文讨论的主题只限于与器物文明及其使用的代际传承相关的部分内容。 二、代际中心是怎样倾斜的 食品以及盛放食品的各种器皿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物质或器物文明之一。在一个民族成员的胃里，沉淀了该民族对物质生活的把握方式，以致人类学家张光直确信：到达某一文化内核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⑩改革开放30年来食品领域的变化不仅表现为随着GDP增长，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11)其花费在食品上的金钱占其收入的比重也越来越小，但餐桌上的食物种类却越来越丰富；不仅出现了原先没有的专供孩子们的食品，(12)并且在食物选择上从来都没有发言权的孩子或年轻一代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从代际关系角度，中国人的食品或饮食变化，大概最初是从孩子们尝试麦当劳开始的。显然，麦当劳在亚洲及中国社会的扩张，首先与1970年代后亚洲各国(或地区)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阶层结构变动有关，正是这一变动产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13)以中国为例，1978年改革后人们的收入不断增长，同时，他们的消费行为也开始得到国家鼓励。那些先后致富的白领阶层，尤其是其成长中的子女，是麦当劳在中国的第一批消费者或精神拥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