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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城市》台湾版封面 （来源：http://www.ruanyifeng.com） 正像波特若（Giovanni Botero）眼中的“至大至伟”② 的城市那样，城市主义也设计了无数的宏伟蓝图，这些设计载着“城市”走向话语的无限扩张。与之截然相反，卡尔维诺着眼于城市的“细小”（这也是小说中的一个主题）。他的叙述者“马可·波罗”——一位中世纪的旅行家，他那闻名于世且又令人疑窦丛生的纪实—虚构（faction），为当时“封闭的”欧洲带来全新的想象和视野——以陌生的外来者的观察和感受，代替了君临城市的“帝王”视角。他把城市当成积木，“一块一块拆开，再将碎块调换、移动、倒置，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组合”；他“拿着放大镜仔细寻找”，试图“看清一个图案清晰、足以逃过白蚁蛀食的窗格子”。这样，城市就一次又一次地在那位“旅行家—捏造者”的叙述中，被建造又被拆解，被捉住又被脱落。城市是未完成的、是想象的；永远是其所不是。于是，便有了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的下列对话： “……城市犹如梦境：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都可以梦到，但是，即使最离奇的梦境也是一幅画谜，其中隐含着欲望，或是其反面——畏惧。城市就像梦境，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尽管她的故事线索是隐含的，组合规律是荒谬的，透视感是骗人的，并且每件事物中都隐藏着另一件。” “我既无愿望又无畏惧，”可汗说，“我的梦境不是由头脑，就是由偶然而生。” “城市也认为自己是心思和机缘的产物，但是这两者都不足以支撑起那厚重的城墙。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给予的答复。” “或者在于她能提出迫使你回答的问题，就像底比斯通过斯芬克斯之口提问一样。”（第3章） 卡尔维诺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出色的转换，撇开扑朔迷离的城市“真相”，而直接面向“作为话语的城市”：把“城市”转换成“问题”。与此同时，甚至比这更重要的是，“宏大问题”被转换成了“细小问题”：对外征服的欲望弹射为对城市内在的迷局和困境省察。这恰好是现代以来城市主义话语的张力所在。每一座城市都是城市主义话语对于提问者的回答，同时，每一个答案都将面对斯芬克斯问题的考验。现代性城市话语是应对一个根本性危机的不懈努力：在失去了文化的总体性之后，城市何为？ “城市”因而成为一个被审视的对象，或者说是一个需要用另一种眼光去重新打量的对象。“被看”，这个隐喻就像一根发达的神经布满《看不见的城市》的众多细节。在卡尔维诺轻盈的叙述中，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它的观察者之间无数次地“目光相接，却互不相爱”（《城市与眼睛》之一）。这里反映出来的是一种隔膜或者说是断裂，这种隔膜和断裂发生在外部也发生在城市的内部。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它就开始无休止地向“眼睛的良知”发出挑战，③ 城市观察者的视觉所具有了伦理的维度也便因此而显露出来。 城市与城市之间面面相觑，却又了无沟通。这种情况似乎也是城市论（urbanisms）之间深刻隔膜的写照。尤其是在越来越密集的“后城市主义”话语中，城市被从在地性（locality）语境中彻底抽离出来，而成为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空间中对话和辩论的空洞的承担者。城市的多样性虽然屡屡被触及，但大多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展开，城市的文化的维度在这种密集的谈论中，恰恰是被简化甚至忽略了。 在《废弃的生命》一书的开篇，鲍曼复述了卡氏小说中的两则故事： 阿格劳拉，一个被传说包围的城市，一个顽固的城市。旅游者将发现，根本无法用语言讲述它，因为“那些关于阿格劳拉的所有传说已经把你的词汇给封住了，你只能重复那些传说的话，却讲不出自己的话来。”（《城市与名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