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过去几年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人口、观念、资金的快速流动是减少了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还是只给他们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威胁和更多的表达方式。怀疑论者认为，这个古老的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每个时代，贸易者和旅行者都会携带新思想和新材料驰骋千里，使之与当地人融合并逐渐形成新的历史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浪潮与本土化浪潮相比，显得既不陌生也不激进，因为后者就像是采用了进口染料的传统地毯，或一位学习用外国旋律演奏本国传统乐器的音乐家。但是，我们的时代什么是新的呢？是物质生产作为城市和国家真正文化特性的主要来源这种观念正在逐渐消退，而文化创造力才能更新它们之间的区别的理念悄然崛起。然而，当同样的想法适用于世界上许多城市的时候，则将导致十分明显的趋同。趋同是可见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中心城市对文化的和商业发展工程的重视。高增长、高地位的办公楼都是为了成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以此显示各个城市在全球金融投资竞争中的强势竞争力。为了使这些地方对企业和居民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开发商把昂贵的购物商店和休闲景观办公区域结合在一起。尽管像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大都市集中了最大规模的公司总部和豪华商店，但是近年来产业发展引起信贷扩张为城市带来同样的发展理念，城市建筑奖杯上贴着醒目的文字暗示和企业标志，影响着全球各地的其他城市。趋同，将服务于城市发展的战略远景，并被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精英们分享，促使他们分享城市公共空间。无论政治家们是否承认，城市中心的重建都包括这样一些广泛影响：驱赶贫困居民和上班族，断绝了他们的传统生存之道，如销售非法食物，从事非法贸易，卖淫，乞讨等。穷人因此被剥夺了公共空间，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城市的边缘社区挣扎。通过重建，有钱有势的人使用警察、私人卫队、安全机制等，以“清理街道”的名义来调节每个人的运动。在政府允许、市民也愿意的这种内化控制的影响下，旅游者、侨民、媒体工作者、高层消费者等外来人眼中所有的城市正变得越来越安全和亲切，而开发商正希望赢得这些人的关注。 这些适合高消费阶层的发展战略是从绝望中诞生的。多年以前，经济学家和公众官员就已经宣布，随着学历和薪水的提高，从制造业向设计业的转变将预示着一场全球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在这场结构变化的头几十年里，即从1970年到1990年，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中纺织业、钢铁业、汽车制造业的失业预计会被高新科技业新增的就业平衡，同时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将引领新的经济：硅谷将会取代底特律，华尔街的金融权力将下放到每个分行或允许出售股份和债券的地方政府。一些欠发达国家高低不同水平的工业快速增长，已经在先前有优势的领域创造了一个经济枯井，并且为经济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发展埋下了隐患。文化方面，早期工业区域作为全国财富生产者和世界领头人的差异正随着传统工作的外包而逐渐缩小。那些曾经代表某个“国家”或“地方”的产品，现在正在其他地方生产，这就导致了一些混乱。如果一条来自巴黎时尚屋的爱马仕丝巾是在中国生产的，它就不能代表“法国”的时尚了吗？同样，如果一台在中国生产零件在莫斯科组装的电脑又是什么呢？当然，生命线掌握在大小工厂手里的当地社区再也无法因为这些产品感到骄傲了。这些产品已经赋予那些政治和商业领袖他们想要的创造性声望和名誉，曾经对“法国制造”“美国制造”的标签的关注已经转为对观念的关注了。 与此同时，奢侈品的渗入已经被当做一种“全球性消费文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低价机票使中产阶级旅客能够去巴黎旅行并购买一条爱马仕丝巾或一瓶迪奥香水作纪念；然而，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全球范围内的奢侈品市场都因为连锁店的极速扩张而最终导致地方和全国的特有性削弱了。顾客可以像在巴黎一样在纽约或东京买到爱马仕产品，甚至可以在一个大城市的不同爱马仕专卖店里买到爱马仕，或者在邻近的大卖场里买到。确实，拥有两家以上卖奢侈品的爱马仕可以成为“全球化城市”的一个标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些变化显得更加清晰，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销售典型，即我们所谓的品牌。城市正像企业一样在努力创造醒目的形象或著名品牌，以期产生更大范围和更广泛的民主，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就像企业宣称他们有微小差别的产品在独特个性上有极大不同一样，生产和销售这些商品的城市也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宣称他们自己是创造业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标志性金融业、传媒业、餐饮业、时尚界带来的可支配收入为所有行业的创造性工作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游客和投资者开始成为艺术、戏剧、音乐和其他文化表述和表演行业的资助者和顾客。由于以上原因，超级大都市竞相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这种竞争转化为品牌竞争，他们都希望成为前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亚尼所说的“文化资本的世界”。 现在，一个品牌的公众形象与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文化创造性相联系，还与旅游和经济增长相联系。如果金融精英和政府改变市场规则冒险撤销管制，他们将仍然提倡增进文化消费设施。结果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全球城市的物理布局并没有因为消费而减少了创造性。更重要的是，金融交易、艺术拍卖、时装秀和爵士吧等标志性景色不仅促进了个人之间竞相炫富，而且还增加了城市对那些既有钱又新潮的艺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吸引力，同时还吸引了豪宅和奢侈家具的购买者以及背包旅行者。小城市也不想被这些全球游戏排除在外。如果他们不能为大型金融市场提供场地，也不能举办大型拍卖会，他们就通过举办艺术展览会、电影节甚至奶牛游行在世界文化盛宴上取得一席之地。奶牛游行是指在街道两旁安装玻璃画牛或野牛或驼鹿，具体是什么取决于一个城市选择的象征物。其他活动也促进了当地文化产业的活跃。从纽约到里约热内卢，一百五十多个城市每年或每半年举办一次时装周，从伦敦到卢布尔雅那都为拉动家具贸易而举行设计节。作为企业财富和骄傲来源的现代艺术馆已经取代了工厂，每个城市都想有一个“McGuggenheim”。即使是印度加里周边的中西部地区，近年来也由于美国钢铁业的崩溃而饱受芝加哥压倒性优势的困扰，已经向毕尔巴鄂委员会提出一份经济发展策划，请求调查另一个钢铁制造城市是怎样通过一个艺术展览馆来复兴的。然而，在竞争中保持领先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即使是超级大都市的官员们也在抱怨，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永远不可能为保持他们的城市领先做得足够好。“我们发现自己正在和世界上的其他城市竞争，”纽约市主管经济发展的前副市长丹尼尔·克托洛夫最近在一个高级文化主管和CEO会议上说，“许多城市想抄袭我们，无论是不是故意的，或出于某些原因，总之他们在盗取我们的文化机制，世界各地都有一个古根海姆博物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