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塞缪斯(Robert Samuels)教授主要关注数字技术给我们的社会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所谓“自动现代主义”的社会阶段，其标志性特征便是技术的自动化与人的主体自主性之间已经不存在对立关系。数字青年们在数字自动化的操作中，非但没有感到主体自主性的沦落，反而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甚至把自动化操作当成了表达个人自主性的渠道。下文出自塞缪斯的代表性文章《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自动现代性：文化、技术与教育领域中的自主性与自动化》(Auto-Modernity after Postmodernism：Autonomy and Automation in Culture，Technology and Education)。我们在这里节选了原文的导论部分和第四节，主要讨论了自动现代主义的内涵、自动化技术的诸种运用表现以及它们的文化意味等。 我在本文要说的是，要想理解数字青年们现在如何通过新颖和创造性的方式来使用新媒体技术，我们需重新思考许多从现代纪元伊始就塑造了西方传统的文化对立项。具体来说，我们不能再通过传统意义上公众与私人、主体与客体以及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冲突来分析文化、身份和技术。此外，划分开独立个体与技术机械化这一客观领域的现代分水岭似乎不再适用于现在年轻人所用的多种方法，他们用这些方法来运用新媒体和技术。事实上，我将在这里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自动现代性(automodernity)的新型文化时期，这个文化时代的关键在于结合了技术自动化和人的自主性。因此，数字青年们非但没有把个人自由与机械先定性看成对立的社会力量，反而用自动化操作来表达他们的自主性，这使得原先处于对立关系的双方得到彻底的重组，重组中包括传统的和现代的知识范式。此外，一个集合了人与机器的互动回路(circuit)经常会排斥社会调解和公共领域的传统角色。 为了阐明我所说的“自动现代主义”(automodernism)的含义，我将检验一些普遍的技术，这些技术在21世纪初的西方世界被数字青年们大量使用着，比如个人电脑、文字处理器、手机、iPod播放器、博客、遥控电视和第一人称射击电脑游戏(first-person shooter computer game)等。这些技术产品都强调将高度的机械自动化与强化了的自主意识连接起来。①事实上，自动化和主体自主性的这种意想不到的创意性结合可以理解成一般现代生活最典型的矛盾，特别是对数字青年们而言。重要的是，虽然在传统意义上自动化代表主体性的丧失，而自主性又一直以个体自由的增加来作为规定性；然而，自动现代性一直通过预想不到的方法将这两种对立的力量连接起来。②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汽车——这一存在方式中的先导——来开始分析自主性和自动化在自动现代性当中的奇怪组合。事实上，汽车这一名称本身就显示出技术同时对自主性和自动化运动的推动作用。此外，汽车代表一种真实的非社会性运动模式，这种运动模式与社会性较强的公共运输模式之间存在着冲突。这样，坐在现代汽车内的司机不仅感觉到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而且内心的自我控制和自主性意识得到了加强。毕竟在美国大众文化中，汽车是自由、流动和独立的中心象征之一：是汽车使得青少年和愤怒的成人逃离个人异化，朝着个体自主性进发。 汽车同时也营造了一种私人环境的氛围，在这个私人环境中，技术能够使整个被操控的世界充满着加工过的空气、人工声音和窗口视野。汽车甚至可以被体验为第二主体：尽管许多人在堵车上花去很多时间，然而汽车仍保持着虚拟和心理意义上的自动化的自主性(automated autonomy)。事实上，通过对汽车在文化和心理上意义的分析，我们可以逐渐发现后现代主义在观念上的一些局限，比如它认为当今社会是建立在现实的社会构建、对单一个体的克服和对普遍科学的批评上的。作为自动现代性早期的标志，汽车是作为非社会模式的交通工具，这个非社会模式结合了个人自由和对科学技术自然性的坚定信念：汽车被体验为一个结合了自动化和自主化的虚拟主体，它似乎让大多数的社会和文化中介形式变得隐而不见。 汽车似乎成为现代性中的一项主要技术，而我的设想是，通过将个体自由和自动化联成一体并同时削弱社会中介，汽车包含着孕育自动现代性的种子。事实上，雷蒙德·威廉斯创造的新词“可移动的私有化”(mobile privatization)就是要指出，这种区别于电报、收音机和地铁的技术是怎样在个人化和私有化的环境下提供可移动性的。③于是我们能够设想，汽车已经通过机械自动化为一种强调自主性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同汽车一样，个人电脑象征着个体自主性和自动化机械之间的矛盾组合。虽然一些后现代派理论家认为电脑以及其他类型的新媒体提供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高度互动，从而可以帮助数字青年们认识到世界是如何建立在社会调解和主体间的交流之上，可是我们也可以将这些机器理解成作为个人控制和自主性方面的反社会意识的主要来源。所以，在用个人电脑时，整个世界就呈现在我面前：我不仅可以把办公室搬到自己家里，而且电子商务和邮件让我能够逃离出在公共场所与人接洽的需要。这种公共交流的私有化与较大的政治运动相呼应，以便去瓦解受中央政府(福利国家)保护的现代公共领域这一观念。总之，个人电脑意外地使得数字青年们拥有了回避公众的自由，以及可以为了某些不可预知的私人原因占用公共信息和空间的自由。此外，甚至当学生们在网上参与协作写作时，个人电脑所具有的将文化私人化的能力可以把这种社会互动变成一段私人化的经历。因此，虽然这些新型交流技术看起来的确在拓展数字青年们的社交领域，但是我认为，每个新媒体用户掌握的控制信息输出和输入的能力反而导致了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的自我强化的主观性。例如，学生们在参与网上讨论或聊天室时会自由地阅览和回应那些使他们感兴趣或能够迎合他们各自观点的对话；然而在课堂讨论中，他们要想仅仅答复某一个人或者仅仅重复自己的观点，则要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