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文化与贫困的关系，对文化多样性、经济发展和在囊括各种文化的世界中减轻贫困所面对的挑战予以特别关注①。在过去几十年中，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家，都已经在国际背景下考察过文化与贫困的关系，产生了非常多样且在近年来水准日益提高的文献(Rao and Walton 2004)。然而，“文化”这一术语对不同学者具有不同的含义，我们面对的部分挑战，就是比照我们对贫困和发展的了解对这些含义进行评估。我们不可能指望在短短几页纸中就完成这方面的所有工作，探讨其所有的复杂性，甚至不能指望忠实地对其进行总结。毋宁说，我们涉及的是小范围但很关键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对有些人特别重要，他们试图在我们所生活的全球化世界中减轻贫困或缓解贫困的消极影响(欲了解更多，请参见Lamont and Small 2008和Small et al.2010)。 关于文化与贫困的关系，有一个普遍而富有争议的信条断定是文化造成了贫困——具体而言，就是个人贫困或者维持贫困状态，是由于他们的文化信仰和态度；社会不能战胜不发达，是因为这些社会的民族或集体的文化(Harrison 1985；Harrison and Huntington 2000)。例如，一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被认为正是因为缺乏社会凝聚力、缺乏公正倾向或发挥其全部潜力的兴趣，才继续处于不发达的境地。受孟德斯鸠的启发，一些人甚至将气候单独挑选出来，作为造成职业道德差的随机因素，而职业道德差会减缓经济的发展。另外一些人受到现代化理论影响，坚持从与西方的文化接近性方面衡量消除贫困的前景。首先，我们认为，不应当将文化作为社会的信仰、规范、价值观和态度来思考。从这些特质来看，特定社会中的个人之间有着实质性的不同，而且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可以持有相互矛盾的信仰、规范和态度，事实上也是如此。第二，文化条件不仅是规范性的，而且是认知性的，就个人的动机因文化条件形成而论，行动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周遭环境，可能会与他们看重什么或相信什么同样重要。第三，行为不只是由文化条件塑造，同时也受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影响，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个人和集体的发展与贫困的程度。 在本文中，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中，信仰、规范和价值被理解为只是文化的几个维度中的一维。其他维度包括世界观、框架和行为的脚本(scripts)。这些维度当中，多数与贫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从这个脉络看，我们建议，重要的不仅仅是研究文化对贫困产生的因果性作用，而且也要研究贫困对文化的作用——缺乏资源如何影响人们感知其社会环境的方式。在我们看来，消除贫困的关键之一，不在于激励贫困者秉承主流的信仰(因为通常来说，主流人士与贫困者通常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而且都持有相互矛盾的信仰)，而在于更好地理解和引导异质性。我们建议，为减轻贫困或缓解贫困影响而工作的人们应当更加认真地对待文化，而在过去，很多人一直不太愿意这样做。对穷人世界观的把握，不应当通过考察这种世界观不是什么，而应当通过考察穷人的生活条件如何限制了他们可以利用的选择的范围，同时，考虑到他们的生活情境，考察在他们可以选择的多条路径中，对他们而言，哪一条是最适合的。 为了形成我们讨论的框架，我们按照阿玛蒂亚·森和另外一些人的论点，即有关福祉的研究不仅应当关注物质贫困，而且，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还应当关注人们所拥有的获取他们所重视的物品(或实现其功能)的能力(Sen 1985，1999)。在我们看来，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是，它使我们摆脱了一种相当狭窄的视角，如果按照这种视角，文化的作用会集中在其与人们的收入、就业或财富的关系之上。而能力概念提出了福祉的主观性这个复杂的问题：能力取决于社会环境，也取决于人们希望得到什么，而这种希望本身又取决于文化环境。在此，我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可以鉴别出这些环境，对这种环境的输入方面的某种理解，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文化多样性在不同环境中呈现不同的形式：在有些环境中，它可能与种族差异相关，比如在南非和美国；在另一些环境中，可能与宗教和族群差异有关，比如在尼日利亚。我们的许多实证研究都是以美国为依据的，虽然我们当中的一位也曾经在法国做过研究。在本文的上半部分，我们经常使用美国的例证来框定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下半部分，我们将会更概括性地扩展到某种国际背景。为了切实有效地讨论文化多样性，必须先澄清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与他人的理解区分开来。现在首先讨论这一话题。 贫困的文化后果 也许，重新思考前面描述过的简单因果关系模型的最妥当方式，是思考反向的关系，考察经历持续贫困的文化后果。多年来，在这一脉络上最著名的理论是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 1959，1969)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概念，尽管这种理论有争议。刘易斯论证说，当群体在某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被从社会和经济上边缘化时，他们会形成应对自身低地位的行为模式，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贫困文化。他在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的家庭中观察到的这种行为，其特征是低志向、政治漠然、无助感、无组织性、地方主义和对所谓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轻蔑。刘易斯认为，一旦这样的文化形成，它就会发展出通常会自我长久持续的机制，哪怕是结构性的条件已经改变。这种研究遭到了大量批判，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假定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同时也因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Lamont and Small 2008；Valentine 1968)。 近年来，学者们以更高的理论清晰度和实证力度审视了这一问题。对于贫困的文化后果，也许可以区分为不同的范畴：因个人贫困而造成的文化后果；因街区或社区贫困造成的文化后果。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些并非只是在不同层次上观察到的同样效果的两种形式。例如，个人贫困既可能在集体贫困的背景下体验到，也可能在集体繁荣的背景下体验到。前一种情况当中的文化后果可能与在后一种情况中不同，在集体富足的背景下，相对被剥夺感可能起到某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