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一般社会想象中的中国形象，总体上呈现出“污名化”的负面特征。这意味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污名化”，二是为何“污名化”。第一个问题是现象的、历史的，“污名化”中国的话语谱系始于“明治维新”，延续到今天，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日本自我反思，“污名化”的势头似乎有所减缓，但也未曾完全中断。许多研究都注意到这一持续不断甚至将继续发展的“污名化”过程①。第二个问题是反思的、批判的，现代日本“为何”持续不断地“污名化”中国，其历史与文化症结何在？似乎只有从日本现代性自我认同的内在危机深处，才能解释这种“恶意”的由来。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日本不贬抑中国，就无法面对西方确认自身。西方现代性迫使陷于现代性自我认同焦虑的日本不断从肯定西方形象、否定中国形象的“文化势利”选择中确认自身。现代日本中国形象的结构与意义，必须于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以“他者”为核心概念，在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动机与危机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一切还从“脱亚入欧”思潮说起。在“脱亚”这个文化选择的起点上，中国形象被赋予否定性，成为“亚洲东方之恶友”。而现代日本唯一的自我解放的方式，就是脱离野蛮的亚洲与野蛮亚洲的代表中华帝国，融入欧洲，与现代世界文明的主体欧洲共进退②。“脱亚”意味着日本现代性身份的选择。中国是野蛮或半开化的他者，西方是文明的他者，现代日本何去何从？选择在《脱亚论》中已经表述得很明白。“脱亚论”代表着“明治维新”后日本精英阶层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与现代日本的国家理想相关，福泽谕吉不过赋予这种思潮一种明确的表述形式。现代日本意识到，与中国、朝鲜共处亚洲，并可能分享所谓落后野蛮的“亚洲性”，是日本的一大危险或不幸。这种危险或不幸，不仅体现在政治外交的困境上，还表现在文化身份上。值得注意的是，福泽谕吉所担忧的这种危险或不幸，并非来自东亚内部，而是来自西方，来自西方扩张的地缘政治与文化压力。就文化而言，在西方现代性“目光”的逼视下，日本与中国、朝鲜等同出现，这让日本感到窘迫不安。日本要“脱亚”，是因为现代日本警觉到的所谓“亚洲身份”，让他们感到焦虑与屈辱，现代日本出现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 “脱亚论”注定中国形象的否定意义。在现代日本意识中，亚洲文化代表着一种停滞衰败的、腐朽堕落的、混乱野蛮的前现代或反现代文化。日本要建构进步发展、自由民主、理性文明的现代性身份，不仅要祛除自身的“亚洲性”，还要与“亚洲性”国家划清界限。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是亚洲的中心，文化上集中体现了“亚洲性”，所以“脱亚”的关键是“脱华”。分析日本“脱亚论”的内涵颇费周折，不仅“亚洲”概念含混不清，“脱亚”的概念也有些语焉不详。而语词意义的含混，往往暗示着某种文化困境。 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日本与“亚洲”或“东亚”的关系是颇为纠结的。首先，“亚洲”的所指含混不清。明治时代日本使用的“亚洲”概念，并非严格的西方地理学意义上的亚洲，“亚洲”主要指与日本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东亚”，包括中国、日本、朝鲜，有时也会扩展到南亚与东南亚。狭义上的“东亚”，基本上与传统的“中华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重合，日本不过是使用现代西方地理学概念取代了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概念，所指的地域并没有变。 其次，日本自我意识中“亚洲”或“东亚”与日本的关系，让日本为难。一方面，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亚”，另一方面，在文化身份上，日本又不愿意认同“东亚”。日本拒绝“东亚”的主要原因是“东亚”身份使日本现代性自我既无法面对西方，又无法面对中国。无法面对西方的原因福泽谕吉已经表述清楚了，无法面对中国的原因，虽然福泽谕吉在此没有说明，但日本现代文化中相关思路是清晰的。 最后，“东亚”概念中隐含的日本对日本与中国关系的体认，非常微妙。日本要成为一个主体国家，就必须摆脱中国的影响。“脱亚”是明治时代的新提法，而“脱华”思想却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脱华”才是日本现代身份认同的关键，“脱亚”只是个借口。日本拒绝“东亚”身份，实际上又离不开“东亚”身份。没有这层身份，日本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就无所依存也无从确认。实际的思路是，现代日本身在“东亚”，通过西化现代化，从“东亚”脱颖而出，最终还需要回到“东亚”，振兴“东亚”，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主体或领袖，对抗西欧。 日本“脱亚”是虚，“脱华”是实；“脱亚”是手段，“兴亚”是目的。日本现代“脱亚”与“兴亚”的思路是相通的。所谓“亚洲”或“东亚”概念不清，原因是日本不愿说清也难以说清。这种含混一直延续到“东洋”概念中。“亚洲”的地缘概念虽然不清，亚洲的文化概念却是清晰的，在这种文化概念中，日本现代性想象中的中国形象，表现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确定的负面价值。中国形象的全面“污名化”，也从“脱亚”思潮开始。 “脱亚”的实质在“脱华”，“脱亚入欧”思潮中日本的中国形象显示出种种半开化文明的停滞衰败、专制残酷、愚昧野蛮的特征，中国人不过是“文明境外的无知之愚民”。《脱亚论》只是福泽谕吉发表在报刊上的一篇2300字的小文，不算是福泽谕吉的代表作，但并非不表现福泽谕吉的理论和明治时代日本的主流思想。早十年刊行的《文明论概略》(1875)是福泽谕吉的代表作，是日本“近代化的法典”③，其中有关中国的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脱亚”，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作为民智不开、政治专制的半开化国家，日本当“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实现近代化。在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中，世界历史是以文明为尺度划分的。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分别被归入野蛮、半开化、文明社会，同时，世界历史发展又被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西方属于文明世界，土耳其、中国、日本这类亚洲国家，属于半开化国家。半开化国家沉溺于旧习，不思进取，虚学、模仿、封闭、压抑，中国与日本都属于半开化国家，但中国与日本又有所不同，中华帝国是彻底东方化的、发展停滞的、政治专制的一元社会国家。极端的东方专制主义使中国社会停滞在世界历史的起点上或者世界历史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