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与“中国式独立”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多边主义等问题的凸显，随着因社会政治问题上的复杂、价值理念的混乱所造成的尴尬与文化认同上的迷茫，“中国问题”日益被海内外的理论家所重视，以至有所谓的“中国问题学”①的产生。但这种似乎理所当然的问题研究，我以为总体上还停留在“问题呼唤”、“现象谈论”以及“中国问题焦虑”的层面上，在“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样的中国问题”这些关节点上，理论界或者点到为止难以深化，或者只能“以西方问题中国化”来代替“中国问题”，或者只能以传统观念来发现“道德沦丧”、“价值失范”等表面问题。这显示出中国学者在“中国问题”上还缺乏自己看问题的独特的观念与思维方法。比如，有些论者只是把“中国问题”落实在“政治体制”上②，又把“政治体制”的问题落实在“言论不自由”上，却没有看到“即便中国学者都能自由地说话，也是容易停留在现有知识话语中说一些大同小异的话”[1]。就政治体制而言，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学者忽略了对西方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主体制，而针对中国的文化复杂性做中国自己的创造性设计，这是“给你自由”也不一定能完成的问题；在“自由”问题上，我们长期缺乏“中国性的观念追问”：“反封建”的人文理想图景是否本身就与“温饱、吃喝享乐”这些世俗化的欲望有关？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是否本身就是受“利益追逐”这样的自由冲动所支配？由于围绕利益谈自由，批判的对象不知不觉被置换为批判的目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问题”。这样的问题不去谈，更多的专家就很容易在枝节上来谈“中国问题”，诸如三农问题、下岗工人问题、失学问题、贫富悬殊问题、能源利用高成本问题、医疗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很难归结到“言论不自由”上面去，而且把“中国问题”泛化成为“各领域都有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就可能消解“中国问题”提出的意义——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生活中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难以推进和深化“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西方似乎具有普世性的“独立”和“自由”观面前，我们是否需要进行中国自己的改造和质问？ “西方问题中国谈”这样的现象，暴露出我们在发现中国问题予以理论研究上的“低程度创新”。这样的命题先验性地意味着“西方问题”的“可普遍化”，中国学者只要在本土中寻找可以被说明的材料或相似的经验，就可以把西方理论命题在中国落在实处了。但这种似乎能落在中国实处的“西方问题”，究竟可以帮助我国发现和解决“中国当代什么问题”，很多时候则语焉不详。比如“去中心化”，对于中国就是一个“伪中国问题”。因为它既不能面对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也不能面对缺乏主导价值追求或者只把自己利益作为全部追求的中国人内心的“去幸福感”问题，更难以面对“反中心化”的知识分子向往“另一个中心”或“以自己为中心”这一文化现象。中国人对某种程度的“中心”具有亲和性，这是历史形成的一种文化宿命。借“去中心化”这样的命题，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所表达的是“独立与自由”。然而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独立与自由”？这样的“独立与自由”与传统文人所渴望的“随心所欲的状态”存在什么样的关联？这样的关联又暴露出什么样的理论性和现实性问题？这样的理论性问题不解决，今天主张“去中心化”的知识分子，是不是有一天又会情不自禁地重蹈“中心化”？ 当然，在“中国问题”研究上，更常见的议论，则是以中国传统文明的繁荣、中国儒家伦理的整体和谐、“五四”文化启蒙的精神来研究今天“破碎的、无序的、人文精神失落的中国”。今天的中国确实存在着“社会无序、价值失范、人文精神失落”的状况，但这样的研究却不一定能使真正的“中国问题”出场。如果只把中国的现代化定位在经济强盛，而认为传统道德系统可以与全球文明并辔而立、并且可以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话，我们当然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有“传统道德失范”的问题，人文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要恢复传统道德。但是，如果认为现代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必然伴随着西方的民主体制和自由观念的建立的话，你也可以说当代中国缺乏“西方民主、自由”理念，甚至可以把西方式的独立观、自由观、审美观作为普世伦理去张扬。中国人永远是把世界作为“整体”去思考，不可能建立西方那种彼岸和此岸二元对立关系，这在根本上不同于康德“自由”观的理性品格，因此可以说，中国的道德、社会秩序、人文精神的建立，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维方式与西方式的独立观、自由观、民主观、法律观进行“结构性的改造”的问题，这涉及中国今天的文化理性和文化结构的重建和创造性出场。关系着“主权的中国”能否与世界平等对话。 我认为，如果把体制和规范看作中国现代化能否完成的关键，那么，就要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道德和法律系统、社会交往和行为规范所赖以支撑的观念现代化进程，就要打通与西方体制和规范的通话渠道，建构支持中国特色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独立观”、“自由观”和“审美观”。在体制问题上我们的研究之所以陷入中西之间的两难选择而难有创造性建构，是因为中国体制必须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给现代中国人以独立空间而又不脱离群体，这里有一个“中国式的独立观”问题；在“自由”问题上，中国的现代体制建设除了必须考虑西方式民主强调的个人权利、为他人成为独立个体而负责等自由主义原则外，也必须告别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式自由，建构社会纽带，以显示自己东方式的亲和的自由张力，并和中国的人伦文化保持某种精神和情感性关联。 所以，如果中国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如果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对“独立”、“自由”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上，那么“和谐”未必不会进入中国传统固有的“分”与“合”之循环，或者只能是安定团结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如果认为“中国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西方式的体制和观念而不对其进行性质上的改造，其结果只是对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秋瑾”式孤独的“抗争”——这种“抗争”产生的悲壮，在中国就如同道家哲学因“恬淡”而功效虚弱一样，很可能会因为其情感坚守以及艺术抒情功能远大于理性启示而脆弱无力。延续这种无力还是改变这种无力，同样成为我们在价值方向上的重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