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3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12)03-0062-(10) 一、序言 所谓外交，一般意义上是指由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代表之间进行谈判的艺术和行为，[1]其主要目的是不通过诉诸武力、宣传或法律使国家达到其外交政策的目标。[2]但本文中所使用的外交概念不是指外交官或外交代表之间所进行的具体的对外交往行为，而是指一个国家在战略层面上的外交安全政策及其方向问题，是一个国家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和自身所拥有并能够动员的资源去制定的追求保护并扩大其国家利益的总体对外政策。 近年来，韩国外交逐渐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对其表现出了一定的研究兴趣，之所以如此，大体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伴随着冷战体制的解体和国际安全的地区化趋势，小国或中等国家在外交选择上的自主空间扩大，从而使其外交政策展现出了某种变化性，而对这种变化性的研究在后冷战时期地区安全的研究中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其二，也是基于上述原因，韩国外交在近年来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和变化。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韩国一直奉行着同盟外交的战略，而近年来其外交的调整展现出一种怎样的特征，与其既往的同盟外交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关系，由于韩国是中国的近邻，其外交战略关系着中国的周边安全，从而使得研究韩国外交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增大。 对于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韩国外交的研究现状而言，除了对近几届韩国政府的外交战略进行研究之外，所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领域就是所谓韩国外交的“两难选择”、韩国外交处于一种“理想与现实间的痛苦选择中”的问题。[3]近年来韩国在外交上何以展现出学者们所说的这种“痛苦”与“两难”，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为了解读这个问题，本文试图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和高度，首先梳理60余年来韩国外交的展开过程，然后根据其外交展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征，尝试建立一个概括性的解读框架，分析韩国外交困境的产生原因，以期对韩国外交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韩国外交的展开过程 1948年建国之后，韩国依次经历了李承晚政府(1948-1960年)、张勉政府(1960-1961年)、朴正熙政府(1961-1979年)、全斗焕政府(1980-1987年)、卢泰愚政府(1988-1993年)、金泳三政府(1993-1998年)、金大中政府(1998-2003年)、卢武铉政府(2003-2008年)以及李明博政府(2008-)时期。本文将首先按照韩国历届政府的更替顺序对60余年来韩国外交的展开过程进行梳理，以期为下一部分韩国外交分析框架的提炼提供基本的史料依据。 建国之初，李承晚政府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和最优先课题是获得国际上对韩国的外交承认，以获取并彰显其政权的合法性，为此李承晚政府首先展开了面向西方国家的外交，①1948年9月末，包括美国、英国、菲律宾、智利、巴西、土耳其、泰国等在内的20多个国家承诺承认韩国的独立，至1949年共有23个国家正式承认了韩国。与此同时，李承晚政府还向在巴黎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大会派遣代表团展开了联合国外交，②推动了联合国对韩国问题的关注和介入，1948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以48票对6票(1票弃权)的比例通过了第195号决议，宣布了韩国政府的合法性。③在外交关系层面尽力获取合法性的同时，李承晚政府还重点加强了对美国的安保外交，在极力要求美国延缓撤军未获成功之后，李承晚政府向美国提出给予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要求，1949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从1950年起向韩国提供高达4.1亿美元的3年经济和军事援助法案，[4]1950年美韩两国签订了《关于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定》和《韩美相互防卫援助协定》，1954年李承晚政府还以干扰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为手段胁迫美国签订了《美韩相互防卫协定》。 继李承晚政府之后的张勉政府曾经宣布了“外交革新七大原则”，④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外交上的图变思路，但还没有来得及推进，即发生了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事政变。朴正熙政府执政之初的外交政策重点是消除军事政变的负面影响、型塑其政权的合法性，为此朴正熙政府宣布了以“反共、亲美”为主要内容的所谓“革命公约”，颁布了《反共法》，并向74个国家派遣亲善使节团，宣传政变的合理合法性。为了维持并强化与美国的关系，朴正熙政府积极向越南派兵协助美国参加越战，战争期间共派出了47 872名兵力，是除美国之外向越南派兵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朴正熙政府还积极调整了对日政策，实现了韩日关系的正常化。为了进一步拓展其国际生存空间，朴正熙政府还加强了面向非洲国家的外交工作，1961年6月，朴正熙政府派出亲善使节团顺访了非洲19个国家，同喀麦隆、刚果等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巩固并拓展了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开拓了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之后，朴正熙政府于70年代又开展了面向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⑤主要是推进与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外交和民间外交工作。朴正熙政府外交政策的另一重大调整表现在对朝政策上，1970年8月15日朴正熙总统发表《和平统一基本构想8·15宣言》，宣布朝韩之间为“善意的竞争”、“和平的竞争”关系，1973年6月23日朴正熙政府还发表了包括7项内容的《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特别宣言》。朴正熙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韩关系的发展，1972年7月4日双方发表了《7·4共同宣言》，并启动了红十字会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