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2)03-0004-16 一 引言 在当代国际关系里,来自欧美强权①的各种干预行为和动议是影响最强烈、争议也最多的一种现象,包括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多方面,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几乎无事不及、无处不在;相比之下,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中国等非欧美大国及非盟、东盟等非西方区域组织只占有国际介入行为的很少一部分(笔者估计不会超过10%)。这一现象深刻折射出欧美国家对当代国际体系的主宰性质。不过,在“欧美”范畴下面,欧洲与美国有值得注意的重大区别:美国经常使用军事蛮力等较粗鄙的干涉方式,给世人的印象更加强硬、直接和简单;欧洲则更多采取比较精致和多边的形态,如反倾销贸易诉讼、外交斡旋调解、人权和气候问题评判、欧盟框架下向外发起的战略对话倡议、法德英等主要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动议之类。用陈乐民先生的说法,欧洲人显得更有“文化底蕴”。②欧洲不论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有自己的介入方式(后者如北欧一些国家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大量援助和倡议),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包括各种活跃的社团和媒体)都有相对强烈而持续的国际观和外援手段;欧洲人的干涉偏好不仅有军事压制和经贸制裁等强力表现,还体现为体制、舆论和观念等方面的优越感和“先手棋”;当代世界的几乎所有领域和问题上都有欧洲人的声音、决议和印记。当笔者使用“欧洲人”的称谓时,确实想泛指处于那一区域的各个阶层和团体,指向的是这些阶层和团体普遍具有的态度甚至气质。欧洲人的国际介入观是长期形成的,与它的近代化进程不可分割,有着深厚的积淀与根源,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本能的冲动或本质的特征,其间夹杂着自信与傲慢、王道与霸道、进步与野蛮。欧洲人的对外干涉是西方世界主宰当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发展进程的重要体现之一。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的方式更加多样和有力,它们是对区域外国家的制衡,是对全球进程的强力引导。无论“硬压制”或“软介入”,欧洲人的对外干涉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当代国际现象,不仅对被干预对象产生了强大的压力,且具有强烈的辐射或传染效应,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政治和外交过程。 对于中国来说,全面准确地研究欧洲人的干涉冲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以往中国学界的探索里,这方面令人满意的成果似乎不多。陈乐民先生在《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欧洲文明十五讲》等著作里,第一次以“欧洲学”的视角及提法,系统勾勒出欧洲人国际干预冲动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民族性格。他特别强调了从文明进化角度客观看待“欧洲”心态的必要性。周弘教授主编的《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沿袭了陈乐民先生的思考路径,更加广泛细致地讨论了当代欧洲的整体形象,包括它的文化基因、政治体制、经贸能量和外交风格等,揭示了诸如“民事普及力量”和“规范塑造力量”等关键词的意义。宋新宁、陈志敏、陈玉刚等学者对欧盟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对外干涉倾向的各自分析③从不同角度提醒我们,欧洲人的国际观念和干涉言行远比中国大众媒体通常讲述的情景复杂多样,值得认真追踪、谨慎应对。近期中国学者关于欧洲一些大国军事干涉利比亚、科特迪瓦的解释,关于欧盟冷战后改造非洲战略和新世纪地中海战略的批评,关于应对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非西方新兴大国崛起的欧盟战略伙伴计划的剖析,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消除伊朗“核威胁”、解决包括中东和平问题在内的伊斯兰世界主要乱象的欧洲方案的说明,关于欧洲人在诸如全球治理提案、气候变化应对、债务危机防范、农业补贴政策、打击海盗行动、反倾销投诉过程、处置移民难民等议题上的国际倡议或对外发难,有不少新鲜有趣的讨论,限于篇幅,这里不打算一一评点。总体而言,笔者的观察是,尽管较从前有明显的进步,但对于欧洲人为什么如此热衷国际事务、动辄“下指导棋”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学界综合性、有深度的探讨不多。在本文中,作者不奢望完全弥补上述缺失,仅以论纲的方式,扼要梳理驱动欧洲人干预国际事务的内在根源,从相互联系、彼此增强的六个侧面,对当代国际关系的这一现象做个大体透视。 二 传统的军事—政治强权 前面提到美国人喜欢蛮力,其实欧洲人用武的时候也不少,英国、法国尤甚,例如它们在2011年科特迪瓦危机和利比亚战争中的角色。不管现在的欧洲人如何看上去举止文明并且对外部用武行为做怎样的辩解,他们的血脉里流淌着野蛮、粗鲁和暴力的某些基因。近代世界历史上的欧洲曾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现象的始作俑者,提供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长期扮演着奉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主要国际行为体。从北欧的维京海盗(Vikings)到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海洋列强和殖民宗主国,从控制更大地理空间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到后来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欧洲工业化以降的最近几百年间,国际上充斥着来自欧洲人此类“强权即公理”的占领和干涉逻辑,强大的“炮艇政策”始终承载着所谓的“白人使命”。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几乎每一页都书写着欧洲人的“第一次”:第一次发现美洲大陆并征服那里的各种土著居民;第一次踏遍包括赤道、南极、北极等地在内的全球所有大洲;第一次令历史上最强盛的文明古国如印度、中国、埃及等低头臣服且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一次在世界范围推行海洋自由贸易与市场扩张政策;第一次强迫几乎所有不得不“开眼看世界”的域外国家接受欧洲人的宗教、法律、政治、经济制度乃至建筑、饮食和生活习惯……而所有这些“第一次”都伴随着军事镇压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征伐,无一例外带有“血与火”的深深烙印——这方面没有任何别的大陆和国家形态(包括美国、日本之类的“新帝国”)能与欧洲军事—政治(military/political power)强权相提并论。 如果说近代世界史见证了欧洲列强“军事开路、政治主导”的干涉外部路径,那么当代国际关系里更多呈现的是欧洲主要国家“政治先行、军事殿后”的路线图;后者尽管形式上多少有别于前者,精神气质上却别无二致。英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对超级大国美国的辅佐就是一个典型:布莱尔首相远比布什总统会讲政治,他用了“推翻独裁政权”而不是“搜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作为游说本国公众支持入侵他国军事行动的理由,而且在开战之前反复向国际社会宣读此一战役的必要性与合法性。近期法国主导的打击和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联合军事行动,更凸显出这个传统军事—政治强权的多面性:萨科齐总统本来与卡扎菲家族关系密切、合作甚多,法国多年来一直力主欧盟发展新时期、新样式的地中海战略,④试图以“民主/法治/人权”、“次区域经贸一体化”加“文化/历史联姻”等多重手段,“充实”、“提升”、改造、演变西亚北非地区的相关国家。然而,面对始终棘手、“不服管教”的卡扎菲政权,遇上动荡的形势和插手的机会,法国乃至整个欧盟的西亚北非新战略“图穷匕首见”,军事暴力机器再次被放置于政治诱导过程的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