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国情报委员会在《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报告中提到，由于新兴大国崛起、经济全球化、经济实力自西向东转移等因素，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到2025年将面目全非；届时美国仍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其国力会日渐式微，影响力将受到掣肘。因此，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关系和经重新校准的旧的伙伴关系”(New Relationship and Recalibrated Old Partnerships)。①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方面，美国将重点转向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以解决经济问题为共同目标，以分担国际责任和承担公共产品提供为具体指向。同时，美国将继续维持传统盟国关系，以配合其全球安全战略。 上述战略伙伴系统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存在着结构性矛盾。本文拟对美全球战略伙伴系统二元困境的形成进行历史溯源和政策逻辑性分析，揭示该二元结构的内在矛盾性，考察美国在应对挑战时所采取的各种调适方式，以及影响美二元战略伙伴系统未来走向的因素。 一、美二元伙伴结构形成的根源 2009年克林顿国务卿在就任后首次到国会听证时，就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战略宣称，在今日世界，美国已无法单独应对任何挑战，但任何挑战离开了美国也无法加以应对。美国“首先要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地的民主伙伴和同盟国关系来解决广泛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正在与一些地区强国培植伙伴关系(cultivating partnerships)。我们正在培植与中国、俄罗斯、印度这些事关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②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与加强同盟关系并列为“重振美国领导地位，在变化了的世界中推进美国利益”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报告提出，“要强化美国的传统联盟，同时培植与新兴影响力中心的伙伴关系”。新兴影响力中心指的是，“一些新兴国家凭借不断增长的经济与稳定的政治，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全球和地区影响力，并正在改变着国际合作的局面”。该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将在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我们与其他21世纪影响力中心——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合作。”③ 理论上讲，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二元伙伴系统并不是一个理想结构。当一国的政治性战略目标和经济性战略目标确定之后，国家资源最优配置的状况应当是，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和政治安全合作伙伴处于高度重叠状态。这种情况曾出现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当时美国与日本和西欧结盟，在政治、安全领域构筑了抵御东方阵营的伙伴体系；同时，美国携手欧洲和日本组建G7集团，控制着世界经济命脉。1989年G7国家的GDP总量曾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的68％。当时美国国家战略运行可以说是资源投入适当，国家利益得以实现，运行过程可持续。如果经营两个重叠性不高的伙伴体系，则资源投入巨大，资源运用捉襟见肘，战略目标会出现阶段性模糊，战略运行难以持续。特别是当一个领域中的伙伴在另一领域变成战略对手的状况出现时，情况则更加复杂，极可能出现资源运用相互抵消的结果。 今日美国之所以要经营二元结构的伙伴系统，可以说是形势使然，反映出国际格局演变的必然，也体现出美国政策选择的内在逻辑。首先，选择二元战略伙伴系统源于美国的相对衰落和对自身实力的理性判断。美国主流战略家对美实力变化做出的理性判断是，在2025年前后美国仍将保持全球第一的影响力，但仅是“平辈中的第一”(first among equals)。“同过去数十年相比，美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的权力变小了。随着经济实力的衰落，以及军事实力的式微，美国不再享有多种政策选择的灵活性。”“美元的衰落将迫使美国在实现伟大的外交目标和为此付出的高昂的国内代价之间作出艰难抉择。”“当选民重新评估担当世界领袖的政治、军事成本和机会成本后，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兴趣和意愿也将更受限制。”④三个有逻辑关联的因素，即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政策选择灵活性下降、公众承担世界责任的意愿下降，促使美国领导层认识到“多极世界下的权力共享”将不可避免。 国际格局的剧变使得美国已无法用单维的战略思维来处理权力多维化的世界。约瑟夫·奈在谈及重塑美国领导地位时指出，当今国际权力斗争已经变成三维的复杂博弈：军事安全上基本维持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结构；在经济维度上，美国、欧洲和日本要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分享权力，形成多极。美国不再是霸权国，需经常以平等身份讨价还价；在第三维度，即非传统安全领域，行为体多样化，权力分散。在如此复杂的权力格局下，美国若执意以单独一种战略思维进行博弈，势必难以有效维护其战略利益。⑤美国二元战略伙伴结构的形成与这种多维战略思考方向是一致的。 根据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的霸权稳定理论，霸权国为使自己建立的国际体系扩展至全球，需要有支付国际公共产品成本的能力，其收益是世界对国际秩序的认同。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公共产品有三大类：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国际安全保障体制和国际经济援助体制。⑥霸权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公共产品提供能力的下降。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无法继续为世界提供有效而充分的公共产品来维持其霸权稳定。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在霸权衰落时，霸权国应适当减少国际义务，而且需要伙伴国来分担相应的责任，分担公共产品的提供。这样才可能减少对霸权国国际地位的损害。⑦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专门提到美国“要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发挥领导力。美国的手段需反映这样的事实：当今世界仍面临诸多挑战，单凭一国之力难以应对。为此我们将塑造国际体系，并与我们的全球伙伴携手应对”。⑧为了维持霸权所必需的国力、获取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红利，美国需要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和国家形成利益攸关方。基辛格指出，如果美国不想成为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帝国过度扩张的牺牲品”，就必须和新的权力中心共同承担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