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东亚危机事件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仅在2010年，先有中美在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南海主权等问题上出现纠葛；后有韩国“天安”号事件引发半岛局势紧张，乃至朝韩之间剑拔弩张；又有中日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争端加剧，以及日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纠纷不断等。2011年初，一度由利比亚战事等外部事态有所转移的东亚紧张局势在下半年又生波澜，南海、东海、朝鲜半岛等方向相继发生不同程度的紧张事态。但从另一方面看，东亚如此频发的危机事态竟没有一次“擦枪走火”，由危机失控引发大规模冲突。我们知道，历史和现实当中由危机引发大战的事例俯拾即是。相反，东亚却在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亚太还是第一次五十年不闻枪炮。整个区域是和平的。这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若干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与非洲、欧洲和中亚的部分地区在冷战后没有带来和平，反倒是新一轮的对抗和暴力形成了恰切的对比。”① 东亚地区何以出现此种“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的状况？东亚危机又将如何演绎？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旨在初步搭建分析东亚危机事态的宏观框架。 东亚地区秩序现状和历史脉络 地区秩序是一定区域内国家在相互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则是指“用以支持国际社会或国家之间基本或首要目标得以实现的一套行为规则和模式”。②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下，国际秩序能够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基本要素是各国集体共享的共同利益、一致遵守的行为规则和解决相互矛盾的协作机制，③其实质是各国就相互关系所共同认可的政治妥协和政治约定。这种政治妥协和政治约定的根本作用和理想目标是在有序状态下各国相互间实现地位与实力的一致、责任与地位的适应、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从而保证各个参与国能够各就其位、各尽其责、各享其利。④ 对照地区秩序的基本内涵，从冷战延续下来的、美国主导的轴辐体系并未充分适应和吸纳冷战结束后的各种新变化，也未达成东亚各国所共同接受的、井然有序的地区政治安排。除美、日等作为既得利益者对轴辐体系表现出很强的维护性以外，东亚区域内各国——包括日本等现有秩序的维护国——都不约而同地表露出建设“东亚共同体”⑤的愿景规划，东亚地区秩序正处于新旧嬗变的转换期。但这种转变并非一帆风顺，东亚地区新秩序的构建进程仍步履维艰。在经济领域，目前东亚地区的“10＋1”、“10＋3”、东亚峰会、APEC等合作机制，大多都处于机制性对话和论坛层次。其中进展最快、最具实质内容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只是中国与东盟就双方经贸议题达成的一致。⑥此后，韩、日、澳、新等国争相围绕东盟建立自贸区，却难以直接汇集成区域统一的自贸区。⑦这说明由于东亚各国战略互信的缺失，即使在合作性较强的议题上仍心存芥蒂、矛盾重重。在地区安全领域，美日、美韩等双边军事同盟近年来不断强化，表现出旧有秩序的保守性和顽固性。但旧有秩序的保守性越强，越是在一定程度上裂解东亚地区整体的安全合作，嬗变出新秩序的进程亦越艰难。比如中国所倡导的、涵盖地区所有大国的“六方会谈”，作为讨论半岛问题的协商平台，目前几陷停滞，在此基础上能否发展出多功能安全合作的前景更是黯淡。综合来看，处在新旧嬗变中的东亚地区秩序远未就区域内各国的政治性安排形成制度化设计，而新秩序结构尚未成型，东亚地区秩序目前总体上处于“有气无力”的状态。 东亚地区秩序的“有气无力”状况与欧洲特别是西欧的一体化进程对比更加明显。目前西欧基本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统领地区安全事务，以德法为核心的欧盟整合区域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以北约和欧盟原始成员国为班底不断吸附外围国家的地区秩序形态。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欧盟设立了成员国共同的“总统”和“外长”，标志着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统一性进一步提高。有学者评价“开始于战后初期的欧洲一体化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区域化运动最为成功的典范。欧洲联盟的建立和稳步发展就是其标志。欧洲联盟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使区域成为统一的经济体，而且正在成为统一的政治实体和整合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⑧正是有了相对成熟、稳健的地区秩序，欧盟成员国内部基本消除了传统安全问题的困扰，在协力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开始向域外伸展力量。⑨ 相较欧洲而言，“有气无力”的东亚地区秩序虽勉强避免了大战的破坏，却无力在根本上化解危机，致使东亚频繁、反复地遭受危机震荡。说东亚地区秩序“有气”，是指东亚一体化进程具备聚合的内在动力。“经验证据表明，全球化比其批评者认为的或者许多人所期望的更具活力和社会内化。”⑩在此背景下，东亚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各国都不愿或不敢逆流而动，以战争扰乱乃至中断东亚聚合进程。说东亚地区秩序“无力”，是指目前东亚地区秩序不足以理顺和协调域内各国在实力、地位、责任和权利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各国不得不在较高程度上依赖于“自助”原则解决相互矛盾。无论是现有秩序的维护国，还是现有秩序的改造国；无论是原有的强权国，还是新兴的后起国；无论是地区大国，还是地区小国都在积极谋求未来秩序下的自身优势和一定主导权。在此过程中，不同情况、不同诉求国家之间的相互摩擦、碰撞乃至冲突在所难免。“今天的亚洲大国在一种不稳定的和基本上仍无组织的地区环境中运行，在那里缺乏人们目前在欧洲、甚至在拉美都能看到的多边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框架。”(11)东亚地区秩序嬗变期中的“有气无力”，造成了当前“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的基本状况。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当前东亚地区秩序的羸弱呢？为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以期发现其中的影响要素。 (一)一厢情愿的天朝礼治秩序 “在近代以前，古代世界中曾在不少地区产生过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于东亚地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一个。”(12)有学者也将这一秩序称之为“朝贡体制”、“册封体制”等。(13)笔者认为“天朝礼治秩序”这一称谓更能从本质上反映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14)在天朝礼治秩序下，中国是“天朝上国”，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外围国家则为中国的“藩属”。外围国家在名义上接受中国“天下共主”地位，中国则在事实上“眷顾”外围国家。这种结构关系的表现形式是各国在“精耕务农，各安其居”的同时，外围国家对中国“遣使朝贡”，中国则要“礼复万国”，双方通过“礼尚往来”，来保障彼此“相安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