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1;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1)03－00414－18 1989年以后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东欧形成了几个不同的集团：新的欧盟成员国、渴望入盟的国家(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和仅仅实行了部分改革的国家(塞尔维亚、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上述国家中，几个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如塞尔维亚(2000)、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和吉尔吉斯斯坦(2005)。这些公众抗议都采用了一种颜色(如乌克兰是橙色、格鲁吉亚是玫瑰色)作为一种标志来辨认他们的支持者并代表运动的特征。2005年，其他具有相似经济和政治发展轨道的国家(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尽管这些事件在发生之前就被制止或者发生后被成功镇压。而且，此类现象不仅限于前社会主义国家，2005年黎巴嫩发生了“香柏”革命，乔治·布什认为2005年伊拉克大选后的“紫色”革命标志着民主的到来。 人们一直把颜色革命与早先的“独裁统治的转轨”联系起来①。1974年4月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被认为是这一运动的开端，1989年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使其达到了顶峰②。然而，葡萄牙的“革命”更像是一次军事政变，在“革命”中士兵们把康乃馨插在他们的步枪枪口和坦克炮口上，以表达他们与人民的团结一致。我认为，后来的颜色革命延续了这种类似军事政变的特点。 这些被通称为“颜色革命”的运动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试图引进“来自底层的民主”以实现他们所倡导的社会政治转型。尽管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它们拥有共同的战略，即在宪法框架内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来拓展公众的政权参与形式：他们被合法化为“更大的民主”运动。它们的目标都是推翻现任的政治领导人。抗议者通常关注所谓的欺骗性的选举程序，公众集会以年轻人为主，尤其是学生。与传统的政治示威相比，一个新的特点是通过利用现代传媒技术——移动电话、互联网和来自本地及外国的媒体帮助，各种事件都得到精心安排。那些支持所谓的民主捍卫者的示威活动，一旦开始，就伴随着程度不一的大众性文化活动：摇滚乐和流行音乐，这些活动有助于动员、团结并娱乐普通民众。 这些公众示威的宣传和组织都需要大量的资源——宣传员、音乐家和娱乐界人士——甚至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在示威进行的过程中也会得到报酬和生活必需品。尽管这些抗议在民主的框架下是合法的，但他们是否能实现“民主化”则是另一回事。这种类型的政治事件是构成“人民革命”还是只是一种形式的政变，也是值得商榷的。 国际视角 显然，这些公众事件风起云涌，同时也是连续不断的，先前成功的抗议活动(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和乌克兰)对后来的示威活动有积极的示范作用③。然而，这些活动都有其独特性，其独特性取决于当地的环境、精英的构成和民众被动员的倾向性。这些条件为公众示威提供了机会，缺少这种机会，示威可能被镇压。 分析颜色革命要有一种国际视角。民主促进运动的支持者大量引用了吉恩·夏普(Gene Sharp)《从专制到民主》一书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定义的抗议技巧④。所有的抗议活动都获得了外部的道义和资金支持，尤其是那些支持民主制度和民主进程的西方基金会的支持。西方使用了一种“软”的政治力量来诋毁现政府。这种政策源自约瑟夫·奈等学者的思想，他们主张由使用军事力量和胁迫转为通过操纵公民的规范和价值观来促进内部的变革⑤。奈宣称，通过使用多种交流渠道，西方的国内成就和国际业绩可以成为美国和欧洲的优势。“吸引力”可以包括政治价值(民主、自由、公平)、文艺作品(流行音乐、艺术)和消费品(麦当劳食品、移动电话)。一种重要的战略是通过操纵公民的规范和价值观来促进内部的变革。 可获得软实力的国家是那些最接近自由主义、多元化和自治这些全球性准则的国家；是那些拥有多种交流渠道的国家，是那些利用其国内和国际成就来提高其可信度的国家。这些方面的力量赋予美国和欧洲以极大的优势⑥。 基于这一立场，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包括支持专制国家的民间社会团体，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寻求制度的转变。这一立场已经被历届美国政府采纳。乔治·W.布什在2005年的就职演说中说得很清楚：“美国的政策是争取支持每个国家和每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制度的发展。”⑦民主输出政策是新保守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要创造一个与美国(及其盟友)的行为价值息息相关的国际秩序。支持专制国家的颜色革命，争取所谓欺骗性的选举之胜利，就是“软实力”的形式。颜色革命的政治性质一直是右倾的，它不像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葡萄牙革命是左倾的，不仅支持民主改革而且主张私有财产的国有化。颜色革命叛乱分子一直强调自由、私有财产权、市场机制并反对国家干预。而且，在适当的场合，他们一直为加入西方联盟如北约和欧盟提供保障。 西方对“颜色革命”的大部分解释——学术的和新闻报道一样，都一直强调它们的正面目的和效果，并将其合法化为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民主化“第三次浪潮”中的一部分⑧。他们“把专制领导人赶下政治舞台……因此，我们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亲眼看到选举革命出人意料地成功扩散……在那里，狭隘的领导人被自由的领导人所取代”。⑨此类论者抛出“制度变革的选举模式”论⑩。“选举是民主的指标——一种已经成为全球规范的政府形式”(11)。实质上选举是新保守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工具，这类作品近乎于给选举以政治授权。这种论调把“民主”的定义画地为牢地限定在政治机制上(12)，使公共议题丧失了任何的政策效果和不断的深入思考(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