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肇始于2007年春季、但以2008年9月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引人注目的倒闭为其开始标志的世界金融危机，虽不能改写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发展前景，却足以加速国际政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进程。显然，这样一种进程的开始早有时日了。所谓国际政治正在发生的根本性转变不仅仅是指——甚至不主要指——中国、亚洲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和重要性的不断增长，尽管这个因素目前在极大程度上主导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的观感。所谓国际政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最重要特质是：总体而言，当前的世界政治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期、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越来越具有危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2008-2010年的大规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既是世界政治发生转变的结果，也是促成其发生转变的原因。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造成影响的规模，是当前世界秩序中所不断凸现出来的结构性薄弱环节的反映，而且其产生的影响效应在将来或许会导致当前国际秩序正在发生的腐蚀进程的进一步加快。 引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包括在政府扶持和帮助下的金融机构的信用以抵押和信用卡形式所实现的系统性膨胀，还包括一系列新形式、创新性金融工具被发明出来。这些因素导致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消费高潮的出现，从而有助于遮掩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业已存在的、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和失衡；如果没有出现消费高潮，这些问题可能会更早发现。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长期执行的宽松货币政策非常不明智地为这场消费狂潮增添了动力，这种做法或许是为了缓解由于美国财富和收益在再分配过程中过度倾向美国社会上流阶层而引发的社会紧张状态。①最后一点是，几乎美国任何一个重要经济、政治行为体都曾在这场危机中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都在有关过程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从银行和保险公司到汽车制造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吉米·卡特总统到乔治·布什总统；从两党和上下两院到联邦储备银行和监管高层。在这种环境下，要想避免危机缺乏现实的可能性。 在经过多年增长之后，当美国固定资产的巨大泡沫最终在2007年春季破裂时，危机自然而然被引发。用数学中混沌理论的术语来说，高度复杂的美国金融体系从那时起变得更加混乱；它难以再被有效地控制起来，因此美国的金融体系注定会崩溃，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然而美国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爆发危机的倾向——这个判断后来被证实了。因此，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破坏的这场震荡也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危机。最初发出的、认为问题将能够被限制在美国范围内的那种乐观声音，例如当时的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所发表的意见以及中国领导人发表的谈话，很快就被证明不符合形势的发展。在短短几周里，危机的冲击波打击了实体经济：如同20世纪30年代一样，金融的崩溃进而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世界贸易大幅缩减②，并最终在2010年2月，有关危害也波及欧元并进而波及国际货币体系。这场危机所展示出的模式是清楚的：首先，各国的金融系统在水平方向上所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引发了急速的、世界范围内的传染效应——一旦美国某个主要金融机构被获准破产，全球商业信用的链条就将被冻结。其次，有关恶性事件发生的地区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在世界经济活动和世界贸易中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最后，这次经济危机很快产生出了胜利者(例如中国、亚洲的大部分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但也包括德国)以及失败者(首先是冰岛，其次爱尔兰、英国、南欧，当然还有美国)。 看起来，这场危机在三个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没有爆发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没有爆发在高度负债的发展中国家(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或者更近期的、1999年至2002年的阿根廷)或者爆发在新兴国家(例如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例子)，而是爆发在了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的美国和欧洲。因此，在危机前曾经自诩为无与伦比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从自己的神坛上跌落，而名声已经在2001年安然丑闻中受到影响的美国现在失去了自己作为榜样的地位，并因此也丧失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影响力。但是，欧洲也无法逃避这场浪潮。因此，这场危机加速了已经能够觉察到的，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存在的，向中国、亚洲以及新兴工业化和产品制造业国家转移的趋势。这场危机也进一步加速了当前国际秩序的腐化，因为当前的秩序——无论是好是坏——是一个西方的秩序，事实上首先是一种“美式和平(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安定和平)”，是美国设计和制造出来的。③ 其次，针对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出台的援救计划以及刺激经济的计划规模是巨大的。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抵消国内信用市场的崩溃和经济活动的突然垮塌的影响花费了2.4万亿美元。④人们普遍认为，这样巨幅的干预措施对于避免第二次出现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必要的。在各国政府层面参与到有关过程中的大多数领导人都用与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一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些规模巨大的援助计划。在德国联邦议会前为自己政府的措施作辩护时，默克尔宣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然而这些非常措施将会对世界各国的公共财政造成严重、深远的影响。这场危机显示出，虽然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受到了警示，但是各国政府却没有能够对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中最主要的行为体进行足够的监控，事实上各国政府做得太少，行动也太晚了。 再次，这场危机对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影响。很显然，美国特殊的主导地位以及西方世界在总体上所占有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削弱，尽管对这种削弱将会带来何种影响人们还不是很清楚。而西方八国峰会——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早在2008年之前就受到了质疑——很明显已经不再是实现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的最合理的机制，而且20国集团在替代八国集团方面也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效果，更遑论要为一种新型的国际经济秩序奠定基础了。因此，美国失去的权力和影响力似乎消散掉了，而不是转移到了另外某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