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6日发生的“天安舰”事件以及11月23日发生的延坪岛炮击事件，使得朝鲜半岛局势进入一个历史性新阶段。这两大危机事件不仅给政治和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进程带来沉重打击，更将半岛推到了战争边缘。半岛局势的紧张直接导致相关各方的重大政策调整。六方会谈自2008年12月中止以来，陷入迄今为止长达34个月的停滞期。六方会谈难以重新启动，既是2009年-2010年半岛局势新变化的结果，但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后天安舰时代”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出现了美日韩同盟协调机制优先于六方会谈机制的新变化。它直接导致了自2003年8月第一轮六方会谈启动以来，在如何应对“后天安舰时代”的朝鲜和朝核问题上“同盟内”和“同盟外”的最大争议。六方会谈的停滞并不等同于六方会谈机制的失效。未来半岛局势的稳定、合作与无核化进程，仍然必须经历六方会谈恢复和发展的历史性新阶段。如何启动六方会谈，需要相关各方重新建立政策共识。 朝鲜半岛局势的“变”与“不变” “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对半岛无核化、稳定与和平进程造成了沉重打击，带来了自第一次六方会谈开始以来半岛无核化多边合作机制最为严峻的挑战。在这些打击和挑战面前，一系列新变化已经开始出现。 首先，朝鲜半岛局势发生了自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的最大变化，半岛传统战略平衡被打破，韩国的对北政策和区域安全战略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调整。在传统的半岛战略平衡中，朝鲜一直处于“攻势”，韩国则处于“守势”。韩国在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展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完全超越朝鲜，但由于朝鲜军队的规模、沿“三八线”火炮阵地为主体的常规威慑以及韩国过于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即便冷战后韩国在半岛局势中总体依然处于“守势”。这一守势有三大特点：一是韩国政府并不谋求用军事力量改变现状，对于朝鲜的军事恐吓坚守美韩同盟体制下的以“侵略遏制”为主的威慑战略；二是韩国朝野均对两德模式的“吸收性统一”心有忌惮，并不追求这一政策，因此不愿主动促成朝鲜的崩溃；三是韩国即便在面对朝鲜军事挑衅行动时也并不追求报复性反击。①但2010年的这两大危机事件改变了自1953年以来的半岛战略态势，韩国开始处于“攻势”，而朝鲜开始转入“守势”。② 在半岛事务上，李明博政府的“战略攻势”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首尔下决心扩大军事力量、强化防卫态势，宣示将在今后的冲突事件中用武力惩罚朝鲜。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韩国曾考虑过对朝鲜的导弹基地发动袭击以作为报复。③韩国前防长金泰荣迅速提出将修改交战准则，确保韩国军队在今后发生冲突时能迅速有力地作出军事回应，授权前线军事指挥官无需获得韩最高军事部门批准即可决定是否予以军事回击。除了向争议海域附近的“西海五岛”增派部队、加强戒备和威慑之外，韩美在有争议的“北方分界线”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强硬，各种对朝炫耀武力和显示对抗决心的军事演习已常态化。从2010年11月28日的“黄海军演”到12月12日开始的韩军全岛军演、12月24日的白翎岛射击演习，再到2011年8月的“乙支自由卫士”年度军演，美韩频繁的军事演习旨在保持对朝军事威慑力度。其二，坚持以韩国条件为主来设定韩朝之间的对话与接触进程，基本抛弃传统上韩国政府影响朝鲜政策的“经济手段”。除保持开城工业园区外，韩国停止了对朝所有的政府援助和经济交往。2010年，韩国对朝援助金额降至区区100亿韩元。其三，游说奥巴马政府不要背离韩国与朝鲜单独接触，坚持韩朝关系改善是六方会谈恢复的前提条件，增加韩朝会谈中的无核化内容，竭力促成韩国主导朝鲜及朝核问题解决进程的政策结果。其四，从政治和舆论两方面扩大对韩国民众的“统一教育”，高调宣传统一目标，推销“三阶段统一构想”，并准备向国民征收“统一税”。④其五，采取各种手段争取和分化朝鲜民众，腐蚀、削弱朝鲜的权力基础，力争对金正日政权实行“和平演变”。从加强“脱北者”接收和安置，到组织情报、宣传和非政府组织等多方面力量针对朝鲜发动“攻心战”，显示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焦点已实质性地转向施压、孤立和分化朝鲜，并准备将长期施压和孤立后朝鲜有可能出现的“政权崩溃”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战略选项。 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新政”不仅代表了韩国执政党在处理韩朝关系上的保守主义理念，反映出韩国朝野主流对外交与政治解决朝核问题的巨大失望，更代表了韩国在外交与安保战略层面全面“倾向美国”和“强化韩美同盟”为核心的战略选择。这一战略转型的核心，是韩国谋求在美日的共同支持下追求未来半岛问题解决方案中的主导地位。2009年6月李明博总统访美时，美韩双方首脑发表的“共同远景声明”(Joint-Vision Statement)描述了奥巴马政府与李明博政府着力在同盟框架内、而不是在区域协调框架内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立场。⑤ 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持续困境，朝鲜政权为保证生存所面临的战略压力空前上升。面对来自美日韩的高压政策，朝鲜原有的国际外交以及经济和安全资源被大大压缩。2011年3月美英法利用联合国安理会设置“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对利比亚卡扎菲政府实施空中军事打击，以及卡扎菲政权在9月14日逃离首都的黎波里的事实，让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进一步复杂化。朝鲜领导人当然不想成为“卡扎菲第二”，弃核意愿似乎已进一步降低。 同时，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朝核政策从2009年朝鲜第二次核试验之后的不信任、少接触，全面转向了2010年之后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制裁、孤立与高压”政策。白宫将缓和与解决半岛紧张局势的政策重点由中国转向韩国、由六方会谈转向美国所主导的同盟国家之间的政策和战略协调。华盛顿对解决朝核问题的战略依赖，从争取和实现美中合作、在六方会谈多边框架内的政治解决，转向了强化军事同盟之间的危机应对方案、全力支持李明博政府的统一计划、向中国持续施压，希望北京改变对朝政策、提高六方会谈恢复的“门槛”，以及准备通过多种方式筹划和面对“朝鲜崩溃”的前景。 “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朝野精英一边倒地认为，朝鲜的威胁性显著上升。⑥中国继续“站在朝鲜一边”的认知让奥巴马政府意识到，如果美国不坚定地“站在韩国一边”，它在东亚的区域霸主地位将受到撼动，在地区承担的安全义务也将失去信誉。为此，奥巴马政府进一步加强美韩关系，与韩国“对表”，不再将美朝双边会谈作为说服朝鲜显示“诚意”的重要管道，转而支持韩国主导对朝和谈进程，支持在韩朝对话中设立“核议题”。“韩美关系被认为处于几十年来最好的时期。”⑦奥巴马政府在朝核和朝鲜问题上“迁就”韩国，美韩双方的解释是两国领导人之间培养起了信赖关系，但其本质，还是为了避免朝核僵局的长期化，避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朝鲜威胁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避免中国在半岛事务中的影响力超越和替代美国。因此，奥巴马政府可以说是“借力打力”，利用这两个危机事件加强美日韩在东亚的三边军事合作，在韩国不断加深对华经济依赖的背景下拉拢韩国，促其密切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同盟与安全合作关系，防止“崛起中的中国”与美国竞争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防止美韩同盟的松动和美在东亚战略资产的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