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本·拉丹被击毙和美国全面启动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为标志，长达10年的“反恐时代”大体告一段落。在“9·11事件”十周年之际，评估过去10年美国的战略得失、展望未来10年美国的发展方向，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反恐时代”对美国的影响 2001年“9·11事件”的突发，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恐时代”。尽管“反恐”并非过去10年美国全球战略的唯一，但恐怖主义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全新挑战、美国应对恐怖主义所展开的全新布局，确实使美国的内政外交深深打上了反恐烙印，“反恐”也因此成为美国的战略优先和重中之重。以“反恐时代”界说过去10年美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应当并不为过。 “反恐时代”对美国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它改变了美国的安全关切，使恐怖主义及与之相关的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首次上升为美国的头号威胁；它改变了美国的安全战略，使以单边主义为特征、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先发制人”正式成为国家大战略的核心；它改变了美国的政府结构，国土安全部、北方司令部、国家情报总监等新机构、新人事设置应运而生，开创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它改变了美国人的社会心理乃至政治生态，曾经构成“美国精神”内核的乐观主义、自信心、包容力都在减弱，而不正常的焦虑感、脆弱感、不安全感却在上升，《美国爱国者法案》及《恐怖分子监视计划》等立法所引发的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自由与安全、安全与发展等矛盾成为美国人回避不了的重大议题；它也改变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布什以“反恐划线”，追求“黑白分明”，迫使他国按照美国的意志站队，虽得逞一时，但最终令世界寒心，使美国对世界的号召力、凝聚力下降，美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的作风不得不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10年下来，遭遇“9·11”恐怖袭击和“9·15”金融海啸两度重创，美国虽仍为“一超”，但已难“独霸”。无论承认与否，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下滑是过去10年国际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之一。 “9·11事件”是美国的重大悲剧，并极大消耗了美国国力，但过去10年美国凭借转危为机的超强能力及“反恐”提供的难得机遇，也因祸得福，获取了不菲的战略收益。通过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美不仅展示了军事实力、检验了新式武器、锻炼了作战队伍，而且历史性地挺进中亚，全方位地进入中东，其全球地缘掌控力得到大幅提升。通过领导“国际反恐联盟”，形成美国主导、大国协作、小国服从的国际政治新格局，一度令美国软硬实力同步增强。同时，顺势推进了拉姆斯菲尔德主导的“军事转型”，使超强军力更具后劲和可持续性；开启了赖斯策划的“外交转型”，在大国中率先进行外交机构、涉外人员、对外使命的全面变革，为美继续“领导世界”奠定了基础；并实践了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为特征的“布什主义”和将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外交高度融合在一起的“新布什主义”，不啻为新世纪美国如何谋霸进行了战略上的试验。 然而，凡此收益一度给人以错觉，使人们认为美国无所不能，世界开始进入单极独霸或“新罗马帝国时代”；更给布什政府以幻觉，使之以为美国可以为所欲为，借反恐谋求更大的战略目标。结果，布什政府未能正确把握这一难得的历史契机，也未能正确回答“他们(恐怖分子)为什么恨我们”这个根本性问题，未能正确认识“国际反恐联盟”形成的真正原因，反而将大国联合反恐视为对美国的无条件支持，把阿富汗战争的速胜理解成美国在军事上的无所不能，并滥用美国民众的受害心理和爱国热情，断送了反恐前两年开创的大好局面，走上了超越反恐、出兵伊拉克、改造中东的不归路，最终自食其果。 回顾过去10年美国的“反恐”历程，从布什2002年《国情咨文》抛出“邪恶轴心”说，将伊拉克、伊朗、朝鲜并称为“邪恶轴心”开始，美国的反恐战争就已偏离航向；而伊拉克战争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未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证据、未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情况下逆势发动，美国的“反恐”就实际上异化为“谋霸”，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 美先是将“反恐”同打击异己相结合，为此形成“恐怖分子—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庇护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邪恶轴心—暴政前哨”这样一个打击链条，结果越反越恐，把恐怖主义打成了网络，使恐怖袭击在全球蔓延。不仅如此，美国借反恐谋霸还激起朝鲜、伊朗两个美国定性的“邪恶轴心”不得不考虑以发展核武寻求自保，造成全球核武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化趋势难以阻遏。 美将“反恐”同地缘战略相结合同样产生了负面效果。阿富汗战争的结果是美军历史性地进驻中亚，从而挺进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伊拉克战争的结果，则是美国在中东落脚扎根。紧接着，布什政府一面抛出所谓“大中东计划”，准备以伊拉克为中心、以色列为依托实施历史性地改造中东政治版图的宏伟计划，一面则炮制所谓“大中亚计划”，准备以阿富汗为桥梁，将中亚、南亚连接成一片，打造所谓稳定的能源通道。结合冷战后美国地缘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既定轨迹，美国在通过科索沃战争搞定欧洲后，显然致力于战略东移，企望乘势将中东、中亚也牢牢控制住。中亚“颜色革命”的渐次发生、美俄新冷战的悄然上演、伊朗核危机的全面升级，主要就是美国这一战略催生的结果。 “反恐”异化的第三部曲，则是将“反恐”同“文明冲突”相结合。布什一再声称美国无意同伊斯兰世界发生“文明的冲突”，但他将反恐提升到反击极端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新高度，无异于“此地无银”，因为极端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之间以及所谓的“新型意识形态战争”同“文明的冲突”之间很难划出明确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