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1)04-0054-07 野田政权诞生于日美关系微妙变化的时期，在对美关系上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何修复、调整、强化和稳定日美同盟关系，不仅与野田政权本身如何维持、维持多长时间相关，也与日本未来政治格局如何变动、怎样变动微妙地联系在一起。由于2012年日美都面临大选问题，日美关系将直接同野田和奥巴马的执政前景产生重要影响，所以问题变得更复杂，时间变得更紧迫，意义变得更重大，影响也将变得更直接。正因如此，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期，日美关系的变化更令人关注。野田政权自上台以来，积极地解决日美间的难题，采取措施推进日美关系的调整。 一、适当调整民主党的路线，修复和稳定同盟关系 2009年执政以来，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两个政权尽管都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但作法却不尽相同。鸠山内阁提出建立“对等的日美关系”主张，明确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1]，这曾被许多人认为是日美关系恶化的原因。他强调“日美同盟最重要，但不能依赖美国，有必要发展更加自主的对外政策，有必要强化将美国和亚洲置于一个轴心的外交态势”。不过，东亚共同体“并非是要牺牲日本与最重要的盟国的关系”，而是强调“中美关系好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好事，中日关系好对美国同样是一件好事”。日本不是谋求转换对美关系，而是要“强化美国对民主党的支持”；不是反美、嫌美，而是使日本发挥“亚洲和美国之间连接桥梁”的作用；不是不重视或轻视日美同盟，而是赋予其“民主党的特色”。鸠山的做法遭到了美国猜忌，日美的对立也加深。 菅直人上台以后，尽管没有明确否定鸠山的主张[2]，但事实上已抛弃了“对等的日美关系”和“东亚共同体设想”，更积极地强调日美同盟，将其明确置于日本外交的唯一基轴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关系。菅直人认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支柱，主张“应开展现实主义外交，深化日美关系”[3]，2010年11月菅直人在与奥巴马会谈时强调，“美军在东亚地区的驻扎和前沿展开更加重要”了，日本会更多承担作为盟国的相应义务，由此博得了奥巴马的积极评价，称“菅首相将日美关系置于了很高地位”，“日美同盟是‘我们’安全和繁荣的基石”[4]。双方确定在2011年就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修改尽快达成，以此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菅直人的承诺比较明确，但行动却比较迟缓。日美间的诸多课题因东日本大地震的发生而搁浅，也因美国的财政危机而使矛盾再次升级。对于美国急需解决的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和日本加入环太平洋战略经济协定问题，菅直人以国内问题为由不作为的态度，令美国十分焦躁。不过，美国对于日本“内向化”倾向的危险更担忧，不得不开始更务实地思考日美间难题的解决方案。 野田政权上台后，在汲取前两任政权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地以强化日美关系为核心，促进政权的稳定运营。从思想上，野田继承了民主党的既定路线，将“只要日本承认接受美国的核保护是必要的，那么承担更多的责任也是必要的”作为逻辑的起点，也作为逻辑的归结。在发展同盟关系上，野田也继承了民主党的基本政策路径。首先，更明确地向美国表明承担作为盟国的责任；其次，明确美国的对日期待和要求；最后，决定日本的具体努力和具体做法。不过，在具体做法上，野田的特色更加鲜明。这可以归纳为：(1)思想更清晰、更明确、更坚定。上台后的野田反复强调日美同盟是唯一的基轴，明确否定东亚共同体的必要性，主张日本应加入TPP，明确向美国表明了坚持、强化日美同盟的决心。这与鸠山的“两个轴心”和菅直人的“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模糊立场形成鲜明对比。(2)在对美关系形象塑造上，野田改变前两任的“too late，too little”(太慢，太小)的做法，一开始就在普天间基地搬迁、TPP问题、修改日美安保宣言问题上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势，试图给美国一个想作为、可作为、大作为的印象，促使美国积极地支持政权本身并做出快速地回应。(3)调整民主党发展同盟关系的路径设计，变“被动地等待”为“主动地要求”，先于美国的发难在日美难题上积极地行动。(4)顺应美国重返亚洲的总体态势，明确日本自身的行动理念和目标，用日本的主动变化促进美国对日要求的变化。“自己国家自己保护”，提出类似中曾根内阁的“1 000海里海上防御线”的西南岛屿和关岛间海上防御线设想等，都暗含日本以先变引领美国变化的涵义。(5)模糊在安保和日美同盟关系上的“民主党特色”，使之更具有“野田特色”。在政官关系上，改变“政治主导”的内涵，使安保问题回归传统的政策框架；在安全理念上，更融合自民党时期的特色，间接表明继承传统日美同盟关系的总体态势；在发展和拓展合作上，更紧密同美国的安全关切和经济关切相联系，将加入TPP作为日美关系强化的支撑，明确将矛头对准朝鲜和中国；在稳定和变革同盟关系上，在具体问题上寻求可行路线的同时，还营造民主党“举党一致”和日本政党“举国一致”的总体态势，赋予野田政权对日美同盟贡献以“超党派”的色彩，赋予民主党的日美同盟路线以“日本方式，美国特色”的普遍意义。 二、尽早解决基地搬迁难题，结束日美间的同盟争论 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日美已经争论了15年。日美双方自1996年至2006年进行了为期10年的研究、磋商与协调。1996年计划5至7年实现基地的搬迁，但围绕选址问题日美协商未果。1997年定为名护市边野古海岸新建基地，但围绕施工方案日美分歧严重，最终于2002年确立基本工程计划，但却没有任何进展。2006年日美双方达成协议，本着“维持威慑，减轻负担”的原则，遵循美军冲绳海军陆战队人员向关岛转移和普天间机场向冲绳县内边野古转移的方式，在转换美国驻日基地功能和转换美国全球战略态势的多重目的下，对普天间基地迁移进行统筹规划、总体协调，并计划于2014年完成搬迁任务。但由于冲绳县民的反对，搬迁计划久拖未决。2009年鸠山民主党政权提出“向县外或向国外”搬迁的承诺，围绕搬迁问题美国、日本和冲绳县民间的争论和斗争再次升级。鸠山因失信于冲绳县民而辞职，菅直人因失信于美国而下台，冲绳县民因此被称为“敲诈的能手”[5]、奥巴马政府因搬迁的僵局而面临被大幅度削减的关岛基地的财政预算。日美之间、日本政府和冲绳县之间、冲绳县民与美国美军间的紧张关系，使日美间的论争从基地问题扩大到日美同盟的核心价值问题，进而被提升至二战后日美关系形态和日本国家属性的高度。由此，如何解决基地问题不是简单的、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变化中的美国、日本，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威胁来源以及变化中的日美同盟目标和价值等问题紧密联系的复杂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