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以来,中东多国发生持续动荡。对此,国内学界和媒体已有大量分析报道。大部分论述侧重于动荡原因、性质及其对地区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强调其内生性和影响的溢出效应。①本文一方面将中东动荡置于今当变革时代的国际背景下,从国际秩序演变的视角,分析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的迅速变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权势的快速转移是如何“诱发”了中东变局,并分析国际秩序的进一步变化又将对地区局势的发展及地区新秩序的构建产生何种潜在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重新观察与思考中东变局,还可以从中透视出当前发生渐变的国际秩序。 中东变革运动折射出“单极时刻”终结的国际背景 “单极时刻”是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全球安全与地缘战略专家西蒙·瑟法蒂(Simon Serfaty)提出的。他用“时刻”而不用人们常见的“时代”这个词来描述国际关系中一个特定时段,旨在说明国际秩序变化速度之快。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独领国际舞台风骚,其各方面优势大大超出任何竞争对手。许多美国人期望这样一个“单极时刻”最终会开创出一个“单极时代”。他们认为,冷战后全球的主要特征就是美国占有了全球主导地位。成为这个单极世界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塑造国际秩序。但出乎美国人意料的是,这一“时刻”在任何“时代”远未来得及开始之前就结束了。②这些年来,由美国主导的旧秩序正逐渐让位于与非西方的新兴国家平分秋色的新秩序。 导致国际秩序出现迅速变化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在鼎盛时期过度实行单边主义。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消耗掉相当大的实力。据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他与哈佛大学教授琳达·比尔梅斯(Linda Bilmes)合著的新书《耗资3万亿美元的战争》中的“保守估计”,仅伊拉克战争就耗费了美国3万亿美元的巨资。“3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只需用其中的1/6,美国就能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社会保障体系良好的运转,而不用降低福利和提高税收。”③另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会今年6月公布的“战争开支”专项调查报告论及,10年来,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巴基斯坦展开军事行动至少造成了22.5万人死亡,战争开支在3.2万亿至4万亿美元之间。这项调查结合20家美国学术机构发布的统计数字,计入人员补偿支出、军需消耗支出、战斗支出、战后重建援助等多重因素,综合计算出战争开支总额。报告还指出,以上统计数字仍较保守,未计入美军老兵、伤兵今后的特殊津贴、伤残津贴等多类尚未发生支出,加上战争资金的支出来源几乎全依靠借贷,这部分的利息也高达1 850亿美元,因此,粗略累加这些项目,估计到2020年,战争总开支还得再多出1万亿美元。④ 其二是新兴力量迅速上升。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印尼、土耳其等中等经济体的出现,使得地缘政治格局开始改变,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秩序的体制基础形成考验。虽然目前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占世界总额的23%以上,但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考虑到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与亚洲地区其他许多国家增速之间实际和预期的差距——其中许多国家的增长率比美国快高3倍——这一比例必将下降。⑤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新兴大国群体以及中等新兴强国群体凭借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势头,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也扩大了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权和话语权,其中亚洲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是新兴国家全球崛起的主要标志。在亚洲的引领下,近数十年来新兴市场占全球经济的份额稳定增长。尤其是,中国加大了在国际秩序管理中的参与,增加了在与国际安全及和平有关事务中的责任,这为旧秩序的转型提供了条件。 其三是全球出现金融危机。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崩溃开始和在各个战线都遭到失败的美国超级大国力量的削弱”⑥。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退。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认为,美国现在正走在通往“失去的十年”途中。⑦经济困难直接导致了美国执行外交政策能力的缩小。同样,金融危机也给欧洲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经济问题,许多国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不能自拔。从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看,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美国的相对地位不断削弱,美国胁迫他国或单方面重塑国际秩序、推行自身主张的能力减低,而这也加速了国际秩序权利结构的变化和世界权势以及全影响力中心向非西方国家转移。 国际秩序的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改变。小布什政府在其执政后期,美国遭遇金融危机,经济持续下滑,总体实力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在经济领域成为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布什迫于内外形势不得不调整其中东政策,以应对现实挑战。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经济问题更趋严重,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明显下降,迫使奥巴马政府加快外交战略调整步伐。其中之一就是将美国战略布局从“两大扩张计划”(“大中东”和“大中亚”计划)调整为收缩中东和“重返亚洲”的“西退东进”部署。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