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乱”字当头，这与“9·11事件”以后10年来、甚至与冷战结束20多年来的任何一年都大同小异。从日本福岛核灾难到欧债危机；从美国“战略东移”到俄罗斯搞“欧亚联盟”计划、年末因选举引起动荡；以及从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危机到本·拉丹与卡扎菲毙命；从“阿拉伯之春”高潮迭起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向全世界扩散；从英国伦敦骚乱、年末公务员大罢工和挪威恐怖事件到伊朗学生冲击英国大使馆和北约战机袭击巴基斯坦边防检查站；从南海风云骤紧到美国积极推进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军进驻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等等，无不反映2011年世界“乱象”有增无减。但是，2011年的“乱”与冷战结束以来的“乱”相比，具有更加鲜明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2011年的世界之“乱”能映射出未来5-10年的国际大趋势。 一、西方“整体性下沉”成为国际政治现实 “非西方崛起”是近年流行的一个国际政治话题，而西方“下沉”则是一个更为久远的话题。20世纪初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就曾集中论述过西方“下沉”问题。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进一步提出西方“下沉”论，称西方社会“越来越陷入自己制造出来的各种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走火入魔”地在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它们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力来解救它们自己和全人类”。①然而，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他们的西方“下沉”论都是一种哲学语言和哲学判断，而不是现实国际政治判断。但在2011年，西方“下沉”与“非西方崛起”同时成为一种正在发生的国际政治现实。 2011年，非西方世界除阿拉伯国家陷入“阿拉伯之春”的“噩梦”外，总体形势是以稳定与发展为主。如一向被认为最不发达的非洲“阳光灿烂”，IMF甚至预估其2011年仍能保持6%左右的经济增长率；②拉美和亚太地区总体上平安无事；一向以动荡和战乱著称的高加索、巴尔干地区也出现了相对稳定；近十年来一直被热炒的朝鲜核危机与伊朗核危机也未成为2011年国际政治的主要话题。相反，一向自诩为世界“稳定岛”、洋洋自得的西方世界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动荡与“大失序”。 2011年西方世界的动荡与“失序”有三大特点。一是广度前所未有。西方世界在地理上主要分为美、欧、日三大板块。战后60多年来，西方国家虽然经济、政治危机不断，大体上却是美、欧、日三大板块轮流“值班”，当其中一块两块出问题时，其余板块总能保持相对稳定。但在2011年，西方世界却出现了美、欧、日三大板块经济、政治同时“下沉”的局面。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乏力，政府债务“封顶”，一度面临“关张”危机，其主权信用评级也遭遇下调；欧债危机更是困扰欧洲，甚至开始殃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并使欧元和欧元区“崩溃论”成为时下欧美报刊的流行话语③；日本则备受震灾、海啸加核灾的打击，一筹莫展，2011年其经济增长率甚至为负数。继日本经济陷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欧洲经济陷入第二个“失去的十年”后，美国经济也开始陷入“失去的十年”。即是说，整个西方世界开始同时陷入“失去的十年”，“西方危机论”、“美欧下沉论”由此充斥西方世界，成为2011年西方媒体的一大关键词。④ 二是动荡与“失序”的深刻性前所未有。目前西方的整体性“下沉”不仅表现在经济、金融层面，在政治、社会层面也有表现。英国伦敦骚乱和公务员大罢工、挪威恐怖案、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都说明西方世界不仅经济陷入困境，在政治、社会层面也出现不稳定。一向对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信心满满的西方政论家，也开始不断批判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及“大众参与”的弊端，甚至夸赞“中国模式”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更有效率、更有前途。例如，冷战后曾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著称的福山，就一再撰文批评美国模式，将其与“中国模式”比较，并给予后者“不甚情愿”的诸多肯定。⑤对于福山的思想变化，有西方学者甚至不无讽刺地评论说，“历史”不是像冷战刚结束时福山所宣称的已经“终结”，而是“刚刚开始”。⑥ 三是西方世界整体动荡、“失序”、“下沉”的根源在于结构性因素驱动，靠局部政策调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认为，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与其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资源禀赋等要素有某种内在关联。西方总人口不到世界1/6，领土面积不到世界陆地面积的1/4，却长期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3/4左右，目前仍占60%左右，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根据保罗·肯尼迪的逻辑，美国按其各方面禀赋，其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不应超过16%-18%、英国经济总量所占世界份额不应超过3%-4%。⑦由此推之，整个西方世界依其各方面禀赋，其经济总量所占世界份额应在世界经济总量的30%-40%之间，最多不超过40%才是合理的、可持续的。在西方经济份额所占世界份额降至这一合理水平以前，其经济将始终处在“小马拉大车”状态，很难恢复健康增长。目前蔓及西方世界的经济、金融危机正是对其经济份额不合理高位的一种“刚性调整”，具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性，同时也具有历史正当性和政治正义性。对美欧日经济趋势的这种悲观估计，在西方经济界也有共识。如，高盛公司经评估后提出，美国经济即使不出现大的失误，也只能在2020年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 美欧日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过高的这种“刚性调整”，又必然会引发已经习惯于“福利制度”、“大众参与”的西方社会陷入更深刻、更全面的政治社会动荡和“民主危机”，⑧进而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换言之，西方世界正在失去其一向引以为豪的世界“稳定岛”地位。一两代人之内，经济低迷和政治、社会动荡将逐步成为西方常态，并可能使世界经济在抵迷中挣扎，进而引起政治混乱和国际动荡以及国际关系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