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1）05－0001－05 为什么要讨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区域内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体系。缺少这样一个体系已经产生了很多问题，经常导致这个区域的不安全状态。在亚洲区域内，已经有各种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例如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对话、东盟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和东北亚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对话。围绕着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也是一种准安全机制。当然，最主要的是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美韩安全同盟。 不过，所有这些次区域安全机制并不构成亚洲安全体系。相反，这些次区域机制往往在制造着不安全。概括地说，这些次区域机制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这些机制并不涵盖整个亚洲（甚至东亚），是很不全面的。亚洲还没有一个涵盖所有国家的安全机制，更不用说是体系了。显然，在亚洲，任何一个不能把美国和中国包括在内的安全机制都不能算是安全体系。或者说，任何一个排除美国或者中国的安全体系，其最终的结果不会是安全，而是不安全。 第二，这些机制大多是消极反应性的，例如六方会谈，就是为了回应朝鲜核危机而产生的，就是说它是对付“不安全”的产物。因为其原初动机的制约，这类机制很难在积极意义上获得区域安全。或者说，它是为了避免“不安全”状况，而不是为了安全。 第三，一些貌似涉及安全的机制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力，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例如，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 第四，次区域安全机制具有针对性目标，就是说一个安全机制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这种自身的安全是意在通过遏制另一个特定国家的挑战而达成的。这尤其表现在美国所确立的诸多安全机制上，如美日安全同盟。它们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这些安全机制以制约中国为目标而得到强化。很显然，这类机制所导致的是更多的不安全，而非安全。 亚洲的这种局面已经恶化了国际关系文献中人们通常所说的“安全困境”，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自私安全行为导致了另一个国家的更大的不安全。具体地说，这个安全困境表现在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可相对区分开来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中美两国关系，即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安全利益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是小国和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面对中美两大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何，小国存有深度的不安全感。 任何两个大国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处理，而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不好相处。很简单，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而另一个是明显相对衰落中的大国。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外界所说的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中国自己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对亚洲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中国，这也是西方所有国际关系教科书上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对其现在所处的国际地位不满，必然挑战现存秩序，挑战现存霸权，从而会最终导致不安全、冲突乃至战争。 但是经验告诉人们，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对亚洲区域安全的主要挑战不仅可能来自于崛起中的大国，即中国，而且更可能来自于一个衰落中的大国，即美国。过去3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表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较之衰落中的大国更有信心，从而更能够理性地和平解决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的国际行为体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文明类型的国家 数千年的历史使得中国的主要决策者具备了一个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他们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理性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很重要。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国对处理国际问题，甚至和自己有关的国际问题，往往比较慢，显得不慌不忙。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边做边想，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相信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这有些类似于中医所说的道理。因此，中国所使用的方式往往比较温和。 与之相比较，美国更注意追求眼前利益。美国的国际行为往往表现为西医的“外科手术”方式，追求的是效率和效用。又如，中国并没有刻意要和美国争做大国。尽管中国也有一些人有争强好胜的心理，但作为国家，中国整体上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告诉人们，如果中国要成为大国，那只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而非人为的努力。中国的古典《易经》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事情是不变的；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没有恒定的事物；只有“变”的道理本身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正如一个大国的衰落不可避免一样，一个大国的崛起也是不可阻挡的。人为的因素可以发生作用，但极其有限。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势”，即客观规律。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中国避免了前苏联的做法。前苏联选择了和美国争霸，而中国则不仅选择了不和美国争霸，而且选择了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接轨。这个选择当然是中国的决策者作出的，而之所以能够作此选择正是背后的中国文化因素。 第二，中国文化也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大都是反应性的 中国缺乏主动的外交战略，整个外交系统都在反应性地运作，每天对国际事务作出“救火”式的反应。这种方式招致很多批评，认为有损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事务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种反应性外交可能是个客观的存在。当然，反应性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能力来解决国际问题。这些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际能力的增加。无论在国际组织、区域多边组织还是双边关系上，很难低估中国所发生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