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加快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 马小军：即将过去的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严峻，险象环生：一些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下滑，许多欧洲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加大；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增多；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此外，国际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G20伦敦峰会以来，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逐渐显现，但仍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初现端倪，但仍未能满足转变人类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高祖贵：美欧等西方国家继续深陷金融经济危机而脱困乏术，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不同程度地持续加重，全年经济复苏减弱，不断刷低人们的期望值，甚至给人以难见曙光之感。美国经济实际增长率预计2011年低于1.7％，2012年为2.3％左右，失业率则将继续在9％的高位徘徊不落，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17％左右。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接近于0，失业率高达10％左右，年轻人的失业率则平均高达20％，西班牙的年轻人失业率甚至超过46％。受其牵连，全球经济发展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说法也将呈现“非常糟糕”的局面。 赵磊：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既可以被看作是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也可以看做是瞬间传导、影响深刻的结构性危机。的确，在复合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实现“一损共损”相对“一荣共荣”容易。目前，美国经济仍然疲弱。与此同时，欧债危机不断恶化。从2008年至今，以国家主权债信评级为主的危机，逐渐扩散到全欧的金融业，同时导致欧元进一步贬值。最近，欧债危机出现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的动向，法国、德国经济也被拖累。 马小军：此次危机是对既有世界经济格局的全新挑战，国际经济秩序出现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其一，危机改变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西方经济遭受战后最沉重的打击。林毅夫教授断言，发达经济体已进入较为长期的经济低迷时期。其二，此次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而广泛地传导，反映出以美元为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已经无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亟须作出重大改革，建设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国际货币合作框架，以推动国际储备货币朝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从根本上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和保护各国经济利益。其三，在过去2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开始崛起，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次抑制金融危机的全球治理进程中，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的作用凸显，共同讨论危机治理与世界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史所未有地表达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崭新角色。其四，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心，出现了向亚太区域转移的端倪。其五，世界经济似乎正处于一个新兴经济技术革命的前夜，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重新配置，各主要国家所扮演的战略角色位移，也同时在调整转圜。这些新的情况，应当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高祖贵：在此背景下，金融经济危机及其效果加快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扩散、渗透、深化和发酵，激起和催化已有的各种潜在矛盾。这些矛盾和效应相互联动和相互激荡，彰显了美欧日等西方国家面临的各种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和政治制度存在的弊端弱点，危机的综合性和深刻性日显突出。国内政治两极对立的局面加重，朝野为了各自党派的利益展开恶斗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政党频繁轮替，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3个国家的财长离任，超过15个国家的领导人先后下野。政局内斗和不稳导致诸多应对危机和寻求长远发展的重大改革措施无法付诸实施，贻误或延迟了处理危机和进行根本变革的良机。民众游行抗议示威的频率增高，规模扩大，并在英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和多个城市演变成包括打砸抢烧在内的大规模骚乱，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和数十个城市则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占领运动”。种族和文化矛盾激化，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在多国抬头，滋生和推升暴力恐怖势力，挪威、比利时和意大利先后发生恶性枪击案就是比较有力的例证。 马小军：现在欧洲面临的其实不单纯是解救经济危局的问题，而是借助拯救经济之机，继续推进二战后经过三代人努力取得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即欧洲要不要制定统一的中央财政和货币政策机制，如果要的话由谁主导的问题。目前人们看到的情形是，欧洲主要国家已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即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但不能走回头路，反而应当加快速度。其中，法德的双核领导体制起到了关键的政治作用。 高祖贵：是的，欧盟一方面力图通过缔结新的同盟条约、制定与统一货币相适应的统一财政政策等措施，推进一体化建设和合力应对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在制定和实施教育、科技、产业、社会等方面的中长期规划，以增强内生优势。美国则更加注重发展实体经济，在重建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同时，积极寻求新的技术创新和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力图发挥其在互联网领域的优势，通过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来打造支撑美国竞争优势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技术和产业支柱，酝酿变革美元以便重新强化其国际金融霸权地位。 当然，这些改革并未深入触及前述西方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和弊端。对这些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美欧需要改革财政税收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缓解大幅凸显的社会矛盾；改革选举和网络舆论管理制度，为第三股政治力量和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力量提供施展空间；改革文化、教育和移民管理制度，在确保社会安全的同时，提供有利于多元文化和外来人才发挥创造力的宽松环境；在国际体系的变革调整中，让新兴经济大国分享更多权利以便发挥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