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

      中图分类号：D813；X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6-0037-10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全球多层治理将更多的行为体纳入到其治理框架之内。其中城市作为次国家层面中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聚合体，其内涵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地理学概念，已经成为多层治理中的不可忽视的行为体和全球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自2008年起，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居住在城市，到2050年，城市人口预计会达到50亿①。随着城市日益成为人口聚居及活动的中心，其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如75%的能源消耗和80%的温室气体排放都来自于城市②。在认识到自身的环境脆弱性之后，各个城市开始谋求共同应对气候变暖这一跨边界弥散性问题，期望通过建立一种合作平台来分享治理经验，加强技术创新和合作以及提升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种超出次国家层面的合作推动了一种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形成，如气候领导城市团体(C40)、地方环境倡议国际委员会的城市气候保护项目(ICLEI's CCP)、国际太阳能城市倡议(ISCI)、气候变化中性网络(The Climate Neutral Network)等，这些跨国城市网络为全球多层治理增加了一个新的互动向度，强化了全球城市之间的网络联系和应对共同环境问题的行动能力。

      一、城市网络理论综述及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界定

      跨国城市网络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全球城市的迅速扩展。考尔德(Calder)认为全球城市是全球事务互动的微缩，作为全球经济、文化中心，政策中心和技术信息复合体，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具有了全球性活动能力③，特别各城市在特定跨界性政策议题上的合作推动了这一网络的形成。目前对于跨国城市网络的研究日益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不同研究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跨国城市网络进行了分析，但是对于跨国城市网络的内涵界定还不是很清楚。下面对各种相关理论作出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界定相关概念以及确立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跨国城市网络理论综述以及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目前学术界对于跨国城市网络理论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向度：一是侧重空间结构的世界城市理论；二是侧重政策议题发展过程的政策网络理论；三是侧重社会学向度的社会网络理论。

      首先，跨国城市网络理论起源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理论的发展。这一理论从政治地理角度来理解网络的发展，超越了城市仅作为一个静态地理概念的观点，而开始将城市视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各种物质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动态交流中心。世界城市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Friedmann)在1986年④最早提出了“世界城市”的概念，认为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外移民聚集的中心，世界城市的都市功能、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城市物理形态是由世界城市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以及在国际劳动分工中承担的功能决定的。后来他进一步强调了世界城市的网络特性，认为世界城市是连接区域、全国和世界经济的节点，城市间具有密集的经济和社会互动⑤。

      其次，世界城市网络虽然阐释了城市间日益紧密的经济政治联系，但是未能从政治学角度分析特定政策议题的形成以及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因此基于国内政治层面的政策网络理论开始受到关注。政策网络的代表人物博泽尔(Borzel)提出：政策网络是政府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权力依赖关系，在这一关系中资源得以交换，特定的政策议题得以发展⑥。根据网络成员、互动层次的不同，马什(Marsh)和罗德斯(Rhodes)将网络结构分为政策共同体和议题网络。政策共同体是指政策制定安排的强制度化形式，其中价值、规范和资源均被分享，组织成员对特殊的问题达成较高的一致性。而议题网络是指参与成员关系、理念、价值和利益都具有流动性⑦。随着非政府行为体以及次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不断增强，政策网络理论被运用到各种跨国关系研究中，如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E.Keck)和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提出的跨国倡议网络理论，这一理论强调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在特殊政策议题上的规范性扩散，即为了提倡某种事业、道德观念和规范，以自愿、互利、横向的交往和交流模式来动员各个非国家行为体，以此种政策创新和规范扩散网络来促进政策的变革⑧。

      第三，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人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提出全球化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由网络构建的具有全新意义的信息社会。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这个网络化逻辑会导致较高层级的社会决定作用甚至经由网络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利益：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⑨。另外马库森(Marcussen)进一步提出了跨国网络的五个特征：相互依赖的横向关系明确，网络内有自治的行为者来运行；通过协商进行互动；有一个规范的认知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调节的动态过程；致力于特定的公共领域⑩。可以说社会网络理论更为深入地剖析了社会的网络属性。

      上述的三种理论从结构、过程以及社会属性向度诠释了跨国城市网络的内涵，但是他们都未能从体系向度对跨国城市网络的治理内涵进行界定，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全球多层治理理论来深入探讨作为次国家行为体的城市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自身的作用。里斯贝特·胡奇(Liesbet Hooghe)和盖里·马克斯(Gary Marks)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最早提出了“多层治理”的概念以用于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后来这一理论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模型，全球多层治理的理论随即形成，即国家可以将一部分的决策权力和管理权力向上让渡给超国家层面(如地区组织或国际组织)或者向下让渡给全球化过程中的新兴行为者，如日益活跃的地方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等等(11)。从一定程度而言，国家不再是全球治理中的垄断者，各种行为者集合(actors constellation)如各种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者以及非国家行为者加入了这一更为复杂的互动治理过程(12)。尤其是在一些跨国界问题治理上，特定的政策议题网络将各类行为者联系起来，在复杂的决策和管理向度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权，并且促进了各类行为者更加关注一种全球化过程中的横向联系，通过各种议题网络的建立，更加灵活地发挥自身的治理作用。具有资源以及信息等优势的城市必然成为全球多层治理的重要力量，之前传统的各国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主要强调一种可以代表国家的合法性，并且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力主要限于国家领域之内；而如今的跨国城市网络则强调国家不再垄断公共领域，城市间的合作交流可以在国家和跨国层面同时运行，并将城市行为体直接纳入到跨国层面的政策议题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