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提出了“定为工国”的口号，指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然而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本世纪“五四”以来，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中国文化趋向——全盘西化还是中国本位的论战，同时在经济思想领域还爆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即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战。后一论战时断时续，一直延续至四十年代初期，按时期、内容、性质来分，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加以阐述，目的在于梳理清楚这场旷日持久、时兴时息的论战历史，以期揭示工业化理论在中国得到普遍接受和研究不断深化的历程。 论战的发端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甫建，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提高，政府鼓励发展实业，全国范围内掀起群众性抵制日货运动；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自顾不暇，暂缓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这段时期，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高潮，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一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中国经济很快就由“繁荣”转入萧条。1920—1921年，陷入工业恐慌时代，大批民族工业面临倒闭的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传统的以农为本思想抬头，思想界形成了第一次以农立国抑或以工立国的论战，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讨论的第一阶段。 最早鼓吹以农立国的是章士钊。1923年8月12日上海《新闻报》登载章的《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①a]一文，文中宣布“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主张重建正在瓦解的农本社会，不必趋重工业，以免面临欧美经济危机时的经济混乱局面。章氏的文章马上引起反响，孙倬章于《东方杂志》上著有《农业与中国》[②a]一文，对工业和农业的文化内涵都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至于农业，则为保守的，少进化的，与现代社会之进化潮流，当相反；工业为进化的，且速进化的，与现社会之进化潮流适相应。”对于“倡重农论者”“余窃以为此等反抗进化潮流的主张，以理论言之，则为不应有，以事实推之，则为不可能。”文章多处引用了考茨基（Karl Kautsty）和季特（Charles Gide）的理论佐证自己的观点，从政治、经济、学术各个层面进行分析、论证中国不应偏重农业。 同年10月25日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于《申报》撰文《论中国不宜工业化》[③a]，文中列举欧洲各工业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等现象，以为“工国运命，已濒厄境，若尚趋处，何异自蹈陷井中乎？”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其为害最大，未可漠视”。董又畏惧与其他工业国间产品市场的竞争，认为中国一无兵力，二无经济力，是必无前景的。全文显露了对于工业化的悲观论调。而“农业之优点，在能使其经营者为独立稳定之生活，其弱点在不易致大富，然可以补贫富悬殊之弊。此短正其所长。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单纯而不干枯，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其组织不若工业国社会之细致，一部生事，牵动全局。”甚至认定中国的目标就是建成如丹麦那样的在列强包围中独存的农业大国。董文激起了强烈的反响。10月28日，10月30日杨杏佛、恽代英先后在《申报》上发表了《中国能长为农国乎》、《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等文，反驳董的观点。恽文措词较激烈，对于董文的“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外资之纠葛”等逐条进行了驳斥和分析，指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①b]。而杨以为“工与农实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②b]，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相依而存，密不可分的。而工业化是“大势趋，人心不古，虽有大力，孰能挽此狂澜哉？”[③b]大意虽相同，字里行间不免残留些对古旧的怀恋。 章士钊见杨、恽二文后立即针锋相对，写就以农立国的经典篇章《农国辨》，先载于11月3日上海《新闻报》，后又重刊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26号[④b]。章氏对经济是外行，全篇一是从政治、道德、伦理、法律、习惯等角度立论分述农国与工国的差别，大肆宣扬要维护“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农国之精神”；二是以欧洲十八世纪以来工业日茂，而欧战后，欧洲工业国已“崩坏难于收拾”的历史，述工国之弊端。杨杏佛立即以《答农国辨》作答，第二年又有杨明斋总结性的《评〈农国辨〉》。两杨均针对章氏的论点，逐条加以分析驳斥。可以说，至此把农本论给驳了个体无完肤。如杨杏佛文说“章氏但知欧洲之祸乱由于工制，而不知工制之能为祸至此，实资本制度有以使之。有资本制度，农与工受祸均也。”[⑤b]从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指明欧洲工业国“崩坏难于收拾”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工业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杨明斋的《评〈农国辨〉》是1924年6月北京印刷局出版的专著《评中西文化观》的卷三部分，评论得更具体，先摘录章氏文中基本观点，再一一针砭，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各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弊病，并在卷四《总解释》中，着重阐述了“五千年的历史循环在今大变动之所以然是由于农化为工”[⑥b]的论断，工业社会是历史发展的最后结果。另外还有江公怀的《中国可以农立国吗？——重农主义的批判》、周宪文的《中国经济的两条路线——工业化或农业化》，历述中国重农思想的发展脉络、渊源和新农本主义的时代背景，从理论和现状指出如果中国欲以农立国，“不啻自己甘做工业的经济附庸”[⑦b]，必是走向殖民地的结果。周宪文更提出了号召青年们“养成奋斗进取的精神，铲除无为复古的风尚，向工业‘迎头赶上去’，把中国‘从根救起来’”[⑧b]这样振奋人心的口号。 二十年代的这场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其本上与同时期的东西文化的争论互相呼应，实质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从战事中拔身出来重新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压迫的形势下，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回潮，也是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第一次大碰撞。 论战的深化 1929—1934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转嫁危机，倾销过剩商品的大市场，农村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思想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关于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战，最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逐渐成为共识。论战各派的争论激烈精彩，因不是本文详述范围，这里只谈谈三十年代抗战爆发前穿插于这些论战中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当时，国民政权统治相对稳定，如何进行经济建设成为关注焦点，社会各界各抒己见，可称讨论的“战国”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