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进行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期间红军先后经过了苗、瑶、壮、侗、水、布依、仫佬、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杂）居地区。其中三大主力红军在云南、四川、西康、青海和甘肃藏区停留时间最长，先后长达一年以上；驻扎地域最广，方圆约20万平方公里；活动内容最多，几次重要会议都是在这个区域内召开的。在往返藏区期间，红军更加注重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执行，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打消了藏族各阶层人民的误解和疑虑，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推动了藏区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今天我们回顾这段难忘的历史，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主张实行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发表的宣言中首先指出：“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②]。1928年7月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③]的民族纲领，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较为详细地阐明了党和苏维埃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这些主张对于唤醒各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长征之前，由于党和红军的活动范围的限制，还没能真正地把这些理论贯彻到少数民族中间。只是到了长征时期，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开始途经少数民族聚居区，广泛地接触了少数民族群众。然而，在长征之初，由于战事极为频繁，红军的要务在于迅速摆脱围追堵截的敌人，使得西南部分民族地区红军匆匆而过，因而党的民族政策在这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实践得很有限，迨至渡过金沙江进入藏区后，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事有所减少，才获得了实践党的民族政策的较多机会。 然而藏区的地理、经济、民情对长征的红军来讲很不利。在这样的区域内行军，将会遇到比前更大更多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减少损失，顺利实现北上的目的，红军首先必须处理好与居住在这里的广大藏族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要立即取得藏族群众的支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由于以往历代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政策，使藏汉民族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相互怀疑和戒备心理。二是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反动派在藏族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欺骗宣传，利用和收买当地反动头人，胁迫藏族群众放弃生产、运走粮食、赶走牛羊，躲进深山，以致红军很难与群众接触。三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尚需在这些物资匮乏的区域内筹粮，而当时的个别部队在筹粮过程中又有违纪现象，这就增大了同藏族群众间的磨擦。在这种情况下，为消除藏族群众的怀疑，红军必须花费更多的气力和时间来宣传、实践党的民族政策。同时，藏族地区跟当时我们党打算将要建立的川陕甘苏区相连，中央曾认为这个地区群众的革命觉悟程度及革命发展的形势将会对将来的川陕甘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中央更加强调部队在当时的地方工作的中心应是实践党的民族政策、全力争取藏族及各族群众，以此来唤醒他们，提高他们的革命热情，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另外，由于藏区地形险恶，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也想利用这天然的屏障来歼灭红军。而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要迅速地撤离险区。但要撤离这些险区谈何容易，除了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战之外，还必须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帮助和支持，这就要大力地宣传、实践党的民族政策，用红军的实际行动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消除藏族群众对红军的疑虑和戒备心理，以共同粉碎敌人的阴谋。 二 中国工农红军不仅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者，而且也是积极的实践者。红军每到一地，便不顾长途行军的劳累，首先通过张贴标语、印发传单布告等形式展开宣传，向广大藏族群众宣讲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使得广大藏族群众时时处处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实行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宣传与行动，如“红军是藏民的好朋友”、“回藏汉穷人是一家”、“彝番藏人一律平等”、“共产党是为回番民族解除痛苦的党”、“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绝对保护回番夷藏人的利益”等，这样的标语，在三军经过的藏区留有很多。1935年6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四川马尔康县卓克基村时，专门留驻一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进驻黑水、芦花等地时，毛泽东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深入到群众之中做宣传工作。1936年5月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发布通告：“我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入川康，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希望沿途番民群众，以及喇嘛、僧侣，其安居乐道，勿得惊惶逃散，尤望各尽其力为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并亲自到当地中甸寺院会见上层喇嘛，宣讲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且赠送了题有“兴盛番族”的锦旗，使受尽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藏族同胞深为感动。红军第四方面军也曾在康北藏区宣布：“藏汉回各族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准称藏族同胞为‘蛮子’”。并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此外，在《战士读本》中也规定：“要努力争取番民群众，巩固番民和红军的亲密关系，不要伤害番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轻视番民。”[④]从这些主张中藏族群众认识到红军的确与旧军队不一样。 在党的民族政策已深入人心，藏族人民的觉悟程度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为了真正实现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工农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众——进行西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草案）中关于康藏民众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而“这种政权以广大的劳动群众为基础，但是不拒绝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分子参加”[⑤]的指示精神，帮助藏族人民创建自己的革命政权，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1935年夏，红军一方面军在阿坝地区瓦布梁子“召开各部藏民大会，成立人民政府。计前后组织了六个乡人民政府。用民主方式，推举了代表及主席”[⑥]。并在此基础上“召集六个人民政府的代表会，成立瓦布梁子区藏民革命政府，并还准备建立自己的武装。于是瓦布梁子另变了一个模样，到处飘扬着自由解放的鲜红旗帜”[⑦]。第四方面军进驻懋功时，帮助当地藏族建立了懋功苏维埃政府，宣布取消一切屯垦制度和土司制度，实行土地改革。与此同时，第四方面军还分别在卓斯甲、党坝、梭磨、卓克基、甘堡、八十老、四南达、阿坝等地和甘孜地区的泸定、丹巴等地召开藏民大会，成立了各级藏民苏维埃政权。1936年5月又在四川甘孜创建了当时最大的藏族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发表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上述这些革命政权的组成人员均以藏族劳动人民为主体，并经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吸收了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代表参加，具体地体现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民族统战政策，使藏族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
